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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沉默的女性 | 2020年性别新闻盘点

重重困境面前,女性在今年亦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我们在过去25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年之内失去。”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Anita Bhatia如此感叹。作为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黑天鹅事件”,从年初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让性别平等议程的推进在2020年显得尤为艰难。

疫情让全球女性承担了比之前更多、更重的家务和照料工作,也让她们当中的更多人失去了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疫情之前,女性承担了全球每天160亿小时无偿工作中的3/4,即女性无偿工作时间是男性的三倍以上。而在疫情爆发后,这个数字至少翻了一倍。更让人警惕的是,很多女性因为疫情无法回到工作岗位上。仅今年9月就有大约86.5万美国女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同期男性退出的只有20万。职场女性的减少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伴随着女性丧失经济独立而来的,将是性别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当地时间2020年6月18日,美国肯塔基州法兰克福市,数百人站在肯塔基州就业中心外排队等候领取失业救济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女性地位下降的同时,女性权利的相关讨论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今年是“女性主义元年”的说法。然而正如青年文化研究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张安定所指出的,大幕不过刚刚拉开,对女性不平等的呈现恐怕才刚刚开始:无论是在亲密关系中还是在网络空间内,性别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韩国有震惊全球的N号房事件,中国有被前夫纵火烧死的拉姆和被丈夫杀害丢进化粪池的来女士;网络厌女文化不断升级,在人们指责“清华学姐”错误指控学弟性骚扰意欲让对方“社会性死亡”的时候,真正遭遇网暴和“社死”的却是无辜的女性;女性的生存价值、自由和个人意愿依然被否定、被干预,一些我们以为早该寿终正寝的恶习恶法还在威胁着女性的生命与福祉,比如波兰限制女性堕胎权和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冥婚恶俗。

在重重困境面前,女性在今年亦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疫情期间,“看见女性劳动者”和“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计划让更多人意识到公共领域的女性贡献不可或缺,却常常被忽视;有着强烈女性视角的选秀、独白剧、脱口秀、访谈、真人秀等文娱产品全面开花,在公共舆论场中掀起一场又一场聚焦女性境遇的讨论;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声量增加,亦帮助我们摆脱了一些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男性视角盲点,看到了那些此前鲜有关注的女性欲望与焦虑。

女性,不再沉默。

01 性别暴力频现

关键词:杭州来女士案,拉姆案,韦恩斯坦判刑,“N号房”,鲍毓明,罗冠军事件

关注性别议题的人会注意到性别暴力事件的曝光在今年显著增多,譬如令人发指的杭州来女士案和拉姆案。7月6日,杭州市公安局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接到许某某报警,称妻子来某某于昨日凌晨在家中失踪。经过调查,25日警方确认了失踪的来女士被许某某在家中杀害分尸扔至化粪池中。9月14日晚,四川藏族姑娘拉姆在家中做直播的时候被闯入的前夫泼汽油、纵火焚烧。在昏迷13天、全身重度烧伤后,拉姆离开了人世。

随着近年来平权意识的提升,全球范围内对性别暴力的容忍度都在降低,于是我们看到今年不少性别暴力施暴者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在国内,来女士案和拉姆案的罪魁祸首均被警方逮捕。在国外,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于3月11日被判23年监禁,判决超过了公众预期。

11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N号房”案件主犯赵主彬进行一审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40年。此前,检方曾要求判处赵无期徒刑。与赵主彬一同被起诉的共犯金某获刑1年6个月,李某被判1年6个月,缓刑三年,须参加180小时的社会服务。现年25岁的赵主彬从2019年5月到今年2月以“赵博士”的身份胁迫数十名女性拍摄性剥削视频,并在加密聊天软件Telegram上设立聊天室分享,供付费会员观看下载。此外,他还被控以传播不雅视频作为要挟,指使共犯性侵未成年少女。至少有74名女性(包括16名未成年人)是“N号房”事件的受害者。她们被迫拍摄了自残、强暴等镜头,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11岁。据赵主彬透露,受害者中还有著名女演员和女团出身歌手。

当地时间2020年3月25日,韩国首尔,韩国“N号房”头目赵主彬(中)离开警察局,将被移交检方作进一步调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虽然如此,女性依然感到某种愤怒、恐惧和不正义感。女性的不正义感源自深切的不安全感——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全球约35%的女性曾遭遇身体或性暴力,而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家暴;源自在危险丛生的社会中——大到被性侵,小到在地铁上被摸——女性的意愿和诉求被漠视、被嘲讽、被噤声;源自违背女性意志的一些行为因处于正义和不正义之间的灰色地带,难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承认和惩戒。

拉姆案和来女士案表明,在亲密关系中的女性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且针对男性施害者的量刑有待商榷。拉姆案的相关报道揭示了整个反家暴法律网络彻底遗漏了她的事实。在结婚初期,唐某的家暴行为只被当作“家丑”,没有被及时制止。暴力升级后,从去年到今年,拉姆曾多次报警,但办案民警只是警告男方不要太过分别动手,称警方能做的事有限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

在亲密关系中的女性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高管父亲涉嫌性侵养女三年”事件貌似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局——鲍毓明的养女韩某某曾在户籍出生证明上作假,与鲍毓明开始交往时已年满18周岁,因此鲍毓明的行为不构成性侵犯罪;但他作为美国人,在华期间违反律师执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执业证书,被公安部驱逐出境。然而这起事件依然反映了一个成年男性利用年龄、经济资本、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巨大优势进行性胁迫,且处心积虑钻法律漏洞的事实。“14岁为性同意年龄”是否就能规避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产生的道德和法律风险?更重要的是,当事人韩某某的真实意愿如何,她本人是否也是“养女骗局”中被胁迫的无奈入局者,在这起孤立事件之外是否存在着某种未成年女性性剥削黑色产业链?

“N号房”事件让我们看到网络匿名环境和色情消费正当化逻辑让部分男性成为性剥削的“男性共同体”。“N号房”共计有26万付费会员,意味着每100个韩国男性中大约有一人曾经看过上述淫秽内容,他们当中无一人举报。在“N号房”内,他们不再是哪位女性的丈夫、父亲、兄弟、朋友或同事,而仅仅是一个不断他者化女性、用针对女性的性剥削来加固同盟关系的“男性”。这种男性同盟的极端化展演令人毛骨悚然。

三个月后,中文互联网内流传了一段疑似“滴滴司机直播性侵女乘客”的视频。尽管该视频被查明为一对夫妻以营利为目的的色情表演,但它引发的相关讨论耐人寻味。对于女性来说,这个“性暴力直播”固然不是真实的,但因为它挑逗和鼓动男性犯罪与暴力的快感,依然激起了她们真实的恐惧。与此同时,部分网友(主要为男性)用某种见多识广的语气指责女性“大惊小怪”。这种对比本身说明了将强奸行为寻常化、日常化、脱敏化、去罪化的文化氛围已经在我们周围弥漫,正如界面文化曾在“思想界”栏目中所指出的,“这种通过贬低女性不断巩固的男性同盟成为了强奸文化中的主体,他们往往拒绝把女性的话当真,进而让女性陷入沉默,比如用‘这没什么大不了’来平息女性面临性侵害所产生的恐惧,或者用言语上的性骚扰向女性暗示‘这不是她们懂得的世界’。”

“罗冠军事件”则让我们反思正义与不正义的边界问题,令我们提出质问:为何当女性自称为受害者时,往往会遭遇不成比例的审视、盘问与质疑?7月,梁颖在微博发布长文称自己与男友罗冠军第一次约会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强奸”,并表示罗嫖娼、品行不端,在大学期间曾有“强奸”别人的经历。8月31日起,罗冠军发多篇微博长文自辩。他称自己“已经社会性死亡”,半年搬家三次,工作换了三个。他的陈述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同情。

尽管罗冠军始终未能就第一次约会是否不顾女方意愿强行发生性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双方和解的事件结局依然让质疑女方的声音甚嚣尘上。如果说我们无法在法律层面确认事件真相让罗冠军有了更多“被理解”的理由,那斯坦福性侵受害者香奈儿·米勒的遭遇则让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到,迄今为止由法律机构维护、公共舆论监督的常规正义模式如何偏向维护(男性)施害者。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自传《知晓我姓名》中文版今年在国内上市,她在书中详细记述了自2015年1月她在斯坦福大学某兄弟会派对上被大一新生布洛克·特纳性侵到审判结果出炉期间,她体会到的社会文化与法律的结构性不公。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她指出,既然法律对被告人做了无罪推定,那么受害者也理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在被证伪之前得到人们无条件的信任。她们不应当辛苦地去博取这种信任,就像社会不应当压制女性的自信心,同时又抬高男性的。

香奈儿·米勒自传《知晓我姓名》中文版今年在国内上市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首位女性主席朱迪丝·N·施克莱(Judith N. Shklar)的观点为我们理解这种“受害者的不正义感”提供了一个重要洞见。她认为,过于关注“正义”——特别是现行法律条款界定的正义——会让我们忽视那些不幸和不正义之间的暧昧地带。对受害者的不正义感的忽视,实质上是在践踏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承诺,即否认“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每个人的权利感都必须得到认可,最不济每个人都要有机会表达观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一边倒地放大施害者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义。

02 网络厌女文化升级

关键词:Papi酱与冠姓权之争,杨笠,散装卫生巾,“清华学姐”事件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今年夏天,杨笠在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上的这番吐槽迅速出圈,荣登年度流行语榜单。“那么普通,那么自信”为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爱说教的男人》中提出的“男性说教”和“女性噤声”提供了某种简单痛快的解释,并因此得到了女性的普遍共鸣。

早在2010年,“男性说教”(mansplaining)就被《纽约时报》列为年度词汇之一,2012年,该词在西方主流政治新闻中被使用。索尔尼特认为,男性倾向于主导谈话(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这让女性在任何领域都更容易遭遇“可信度”的质疑。虽然更加隐晦,但它同样也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暴力,一种对女性言说权利的侵犯,一种对女性拥有生命权、自由和文化与政治事务参与权的间接否认。

金句的流行不出意外地招致了部分男性的反弹。在一则短视频中,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发表了包括但不限于“可能这些男人不好看,但是卸了妆还不一定谁丑”“你以为自己真是小公主吗”“男性在消费上更理性,不容易被商家割韭菜”等激烈回击。在杨笠隔空回应“不想当小公主,就想当老富婆”后,他依然不依不饶,“通过收割小公主成为老富婆。”储殷或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非理性言辞本身就在印证杨笠的话。

杨笠在《脱口秀大会》(图片来源:脱口秀大会官微)

在2019年界面文化刊登的《当声讨田园女权成为潮流:反女权话语背后的男性焦虑》一文中,作者罗广彦援引来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与美国南加州大学两位研究者的说法——“我们处于性别战争的新时代,它的标志是在网络空间上直接指向女性的暴力与刻薄言论”——指出,中文互联网内亦存在反女权的声浪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议题以性别为界产生激烈冲突的现象。2020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象正愈演愈烈。对公共舆论场内女性声量增大感到不满的厌女群体在诸多社会热议事件中攻击女性立场,轻则讽之为“掌握财富密码”“割韭菜”,重则斥之为“田园女权”“煽动性别对立”。

8月,一则感慨卫生巾居然有散装的微博将“月经贫困”这一长期不被公众注意的女性困境推至舆论中心。“月经贫困”指的是受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女性无法在生理期获得所需的卫生产品。在女权主义者呼吁免除卫生巾增值税(13%),降低女性经济负担的同时,部分男性网友声称卫生巾之所以贵是因为女性消费者无脑追捧大牌,是一种“智商税”;甚至有男性劝女性买不起卫生巾可以用布条,“何不像憋尿一样憋住月经。”

“散装卫生巾”争议背后,既是“男性说教”的傲慢无知,也是社会整体对女性需求的漠视。在界面文化刊发的《从“粉红税”到“智商税”,呼吁更便宜的卫生巾究竟令谁不满?》一文中,作者赵蕴娴指出,“散装卫生巾”争议实则反映了双重性别歧视,“一方面,在女性须为同等商品或服务支付更多金钱的社会现象背后,是一种将男性需求默认为标准、女性需求为额外需求的根本性歧视;另一方面,在关于大牌卫生巾是否为女性智商税的讨论中,女性因非理性消费的刻板印象受到批判,也从更深的层面上为我们敲响了男权主导一切话语的警钟。”

“散装卫生巾”争议背后,既是“男性说教”的傲慢无知,也是社会整体对女性需求的漠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反性骚扰运动鼓励更多女性受害者挺身而出言说不公的同时,部分男性因感到被威胁而急于找到一些典型反例来消解运动正当性,“清华学姐”事件即为一例。11月,清华大学一位女生在排队时感觉到臀部被人触碰,怀疑是某男生所为,当日她在自己朋友圈和院系群中发表了“小东西我确实不能暴打你一顿,但我先让你在我朋友圈社死吧”的激烈言论。但次日在调取监控录像后她发现这是一个误会,于是在多处平台发表道歉声明,并与被指控的同学达成谅解。这一本已和解的事件被有心人以添油加醋的方式传到公共网络平台上,在诸多男性大V的推波助澜下,该女生遭遇了严重的网络暴力,不仅她的个人信息被完全曝光,还被起“清华腚姐”的外号加以谩骂侮辱。

部分男性痛斥“清华学姐”的理由是,被错误指控的男性如果没有监控视频证据就会真的“社会性死亡”。但事实是,事件发酵后我们对当事男生的具体信息一无所知,被“社死”的反而是当事女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担忧”不仅杞人忧天,而且是对女性叙述可信度的再度压制和噤声——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叙述的效力本就不如男性,对于大多数被性骚扰的女性来说,仅仅是说出来就要跨越重重心理障碍,更不要说获得正义伸张。“清华学姐”引发的网暴,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男性规训女性在性骚扰问题上保持自我怀疑和自我限制,让女性陷入沉默,以此维护男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全然自由”。

在人们指责“清华学姐”错误指控学弟意欲让对方“社会性死亡”的时候,真正遭遇网暴和“社死”的却是纯然无辜的女性——“女性”这一性别身份,往往让攻击和诋毁来得更加理直气壮、肆无忌惮;女性的行为、言论和生活习惯,只要有一丝不符合男权逻辑下的“好女人”标准,即成为人们非议乃至污蔑的理由。8月,28岁的杭州吴女士在下楼取快递时被郎某和何某偷拍照片,两人编造“风骚少妇勾引快递小哥偷情”的谣言在网络上传播。虽然郎某和何某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九日,但吴女士深受谣言困扰,她被原来的公司辞退,迟迟找不到新工作,且患上了抑郁症。12月初,成都一名新冠肺炎女性患者赵女士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因其在14天内主要停留场所包括多家酒吧,这位20岁的女孩被冠以“转场皇后”等侮辱性外号,被部分网友质疑为“生活作风混乱”“不检点”。自吴女士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遭遇,陆续有多名遭遇相似的女性给她留言。她告诉《北京青年报》,留言女性多在小城市生活,既有18岁的学生也有20出头的年轻女孩;谣言基本分为两类,一是说她出轨,二是说她是性工作者。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厌女文化如何扭曲了女性自身对结构性性别不公的理解,并警惕女性群体内部的分裂与相互攻讦。短视频博主Papi酱的母亲节祝福视频引起了网友们对“冠姓权”的讨论。有网友指出Papi酱刚出生的儿子随父姓,是“独立女性”人设的崩塌。“冠姓权”争议引发了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以侮辱性言辞对已婚女性进行“婚驴讨伐”,称与男性结婚就是向男权投诚的“不独立”表现,更罔论让孩子“随父姓”了。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居高临下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厌女论调,它忽视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不同阶级和文化背景的女性在婚恋选择上的自由与不自由。正如作家淡豹所言:

“所谓的‘婚驴党’(批评结婚女性的人),她们可能就是把对方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或者有人批评底层女性为什么不努力走出大山自主创业,通过小额信贷成为一位优秀自强的独立女性呢?她们在看对方的时候不是看不到对方的生活环境——新闻报道、非虚构文学已经不断给我们看这些东西——她们没有看到的可能是,对方是一个与自己心态不同的人。”

03 公共叙事中的女性

关键词: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已》,“全职太太”之争,“假靳东”事件,《听见她说》,《3811》

2020年是公共舆论场中女性话题井喷的一年。带有强烈女性视角的选秀、独白剧、脱口秀、访谈、真人秀等文娱产品全面开花,在公共舆论场中掀起一场又一场聚焦女性——特别是中年女性——境遇的讨论。

这是长期不被重视的女性声音蓄力多年终于爆发的结果。2018年,姚晨在腾讯“星空演讲”以《一个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为题发表演讲,谈及她对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上无法兼顾的感悟,引起了许多共鸣。2019年,海清在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为中年女演员发声,呼吁业内给予她们更多机会。今年,关注女性话题、以女性为主角的文娱产品终于撬动了资本和超高话题关注度。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话题的相关讨论中,公众女性意识的整体上升与明星艺人、影视人物的表现屡屡两相呼应——当女性在公共叙事中的可见度上升,女性思想也得到了更多传播。在今年大热的女性向文娱产品中,女性价值观开始超越单纯的娱乐诉求被市场所关注。所谓“女性价值观”,是指关注女性何以成为女性,以及女性如何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反抗既有性别规范,建立主体性。法国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用“模棱两可”一词形容女性在世界中的处境。在她看来,女性深陷困境之中,在男性享有主宰命运自由的同时只能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或为了融入社会放弃一部分自由,磨灭具有威胁性的棱角。今年热议的女性话题——无论是否由女性向文娱产品引发——无一不是人们对上述女性处境的拷问和反思。

在充满青春靓丽美少女的《青春有你2》《创造营2020》热度未散之时,《乘风破浪的姐姐》横空出世,一举成为今年最火爆的综艺节目。该节目的意义不仅是一档女团选秀,而是通过召集30位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已出道女艺人同台竞技,回应弥漫于全社会的女性年龄歧视问题,展现中年女性多元的可能性。尽管《浪姐》高开低走,在实际操作层面未能与其倡导的价值观完全贴合,它成功营造了一个开诚布公讨论中年女性议题的氛围,其带来的巨大声量还是给市场和社会一个强有力的反馈。

热播剧《三十而已》延续《浪姐》提出的“三十而骊”励志概念,讲述了三位30+都市女性的故事。三位女主角的选择与行动引发了观众的关注和热议,其中讨论度最高的角色是由童瑶扮演的全职妈妈顾佳。这位全剧最被认可的女主角符合很多人对“完美女性”的想象,她呈现出了和以往国产电视剧刻画的“好吃懒做富太太”截然不同的一种家庭主妇:美丽优雅,聪慧伶俐,既能打理好家庭照顾好孩子,又是丈夫最重要的事业伙伴。顾佳这一角色在今年7月引爆了微博话题“全职太太算不算独立女性”,三个月后,“全职太太”话题又随着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在一档节目中的言论卷土重来。在视频中,张桂梅称,她曾拒绝过一位女学生的捐款,原因是这位学生在结婚怀孕后当了全职太太。在她看来,从山村走出去的女大学生放弃工作,选择当全职太太,不仅让过去的努力付之一炬,还将面临被社会淘汰的风险。她还强调,女人不应该依靠男人,应该靠自己的能力立足。

2008年3月10日,云南丽江,在华坪任教的张桂梅和“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在一起。(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全职太太”话题屡屡掀起论战,从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女性对事业和家庭难以兼顾的焦虑。事实上,问题的真正核心不是“当全职太太是不是个人自由”,而是为何女性难以在“全职太太”的选项之外拥有更多的选择?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美国社会学者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指出,长久以来社会文化规范传递的性别化信息(女性在育儿、家庭、职场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处于怎样的位置)给妈妈们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境,这种冲突决定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和职场中对“好员工”的标准,导致“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将如何对自己的家庭最为有利作为工作抉择的前提”。

一如购物的女性时常被污名化为“非理性消费者”,追星的女性也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粉丝”,然而今年“假靳东”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简单粗暴标签下的更多真实。江西卫视一档名为《幸福配方》的节目播出报道《六旬追星女子:我要嫁靳东,勇敢活一次》,讲述了来自江西的黄女士与抖音上的“靳东”坠入情网,离家出走欲与“靳东”见面,与丈夫和儿子的关系日益恶化,且拒绝相信这是一个骗局。

在“假靳东”事件的后续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骗局背后中老年女性的身心健康困境:由于长年关心他人、照顾他人却得不到足够尊重和关怀,她们很容易陷入“精神贫困”的境地。在难有机会获得情感关怀与精神寄托的情况下,恋慕“靳东”,或许是这些女性某种无声的个人反抗。另外一位引发众多关注的老年女性则选择用实际行动反抗不幸婚姻中的妻职和母职对自己的剥削:56岁的苏敏曾在多年对冷漠丈夫的忍耐中患上中度抑郁,为了不再继续浪费人生,她偷偷攒钱,带着一万多元的物资独自自驾游,并录制短视频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的决心与行动,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赞许与认可。

由于长年关心他人、照顾他人却得不到足够尊重和关怀,中老年女性很容易陷入“精神贫困”的境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大程度上来说,陷入“假靳东”骗局的老年农妇和一二十岁的追星少女并无本质区别——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女性或多或少都受陈旧的性别规范、价值观、角色和预期所困,自我实现的各个目标相互抵触,在残酷现实难以撼动的情况下,追星可被视作女性的情感代偿机制,让她们在一个半是想象半是现实的世界里“创造一个表里如一、衷心感到满足的女性主体”。但遗憾的是,今年娱乐圈屡屡爆出男星“人设崩塌”事件。从罗志祥、屈楚萧到知名度不高的一些男偶像,他们被发现私生活混乱,对女性严重缺乏尊重。这让我们沮丧地意识到,不打破厌女的“男性共同体”,女性的“情感代偿机制”或“想象乌托邦”也是脆弱不堪的。

年末,一些纯粹女性视角的作品也将女性议题推到了舆论聚光灯下,它们往往来自于女性创作者。由赵薇担任发起人的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找来八位女演员——白百何、郝蕾、齐溪、王智、奚美娟、杨紫、咏梅、杨幂演绎八个女性故事,讲述了八个当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全职主妇、家庭暴力、容貌焦虑、大龄单身、重男轻女、原生家庭、中年危机和物化女性。谭维维发布新专辑《3811》,用11首歌讲述了11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故事,探讨女性集体面临的结构性性别不公问题。其中迅速出圈的一首歌《小娟(化名)》取材自近年来影响最大的恶性性别暴力事件,揭示隐身在“小娟”化名后的女性受害者群体遭遇的伤害、噤声与污名化。

谭维维发布新专辑《3811》,用11首歌讲述了11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故事

我们也无奈地看到了上述作品与现实之间的某种讽刺互文。《听见她说》的第一期《魔镜》探讨女性的外貌焦虑问题。演员齐溪直视镜头说话时,弹幕里充满了对其妆容的批评;《小娟(化名)》上线没多久,一位13岁的初中女生就化名小娟出现在了“耸动”的社会新闻中——因被怀疑与男同学发生性行为,她于深夜在校长办公室被校长殴打,并被强迫写下内容不堪入目的“发生性行为检查书”。可预见的是,女性在公共舆论场中的存在感将不断升高,我们也将继续看到她们在理想和现实两个世界之间反复撕扯。

04 警惕退步

关键词:#看见女性劳动者#,#姐妹战疫安心行动#,金斯伯格去世,波兰限制堕胎法案,离婚冷静期,出生人口性别比,方洋洋事件,禁止代孕条款删除

9月15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第四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涟漪效应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年来取得的进展陷入停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五项是“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女童赋权”,然而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加剧了不平等问题,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势群体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在全球范围内,无偿护理工作整体需求的增加导致女性面临更多负担,女性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公共灾难、经济困难时期往往会招至保守主义回魂,放大性别不平等。

比如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尽管女性医护、劳动者和男性同僚一样冲在一线,但其贡献未能在一开始得到充分认可和尊重,她们的生理需求也未能在一开始纳入防疫必备物资的考虑之内。为此,博主@梁钰stacey 发起话题#看见女性劳动者#和#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前者呼吁公众关注女性医务工作者和建设火神山医院的女性工人,后者旨在为一线抗疫女性工作者筹集卫生用品和安心裤。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女性在重大公共灾难面前被要求为“公共利益”让渡身体自主权和工作权:甘肃援鄂女医护被要求集体剃头,剃头视频被包装为赞美牺牲和奉献的新闻进行传播;济南市教育局建议延迟开学期间,以女方为主向企业提出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的申请。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回潮为性别平等事业的推进蒙上了一层阴影。9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享年87岁。这位备受爱戴的女权偶像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为美国的性别平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去世后,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接替其空缺。至此,美国最高法院形成了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和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的格局,这将对未来美国女性的权利(如堕胎)产生深远影响。

当地时间2020年9月1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大批美国民众举行集会,悼念大法官金斯伯格。(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0月,波兰推出极其严苛的限制女性堕胎的法案,几乎禁绝了在波兰合法堕胎的可能性。在界面文化刊登的《右翼暗影下的波兰:当堕胎和同性恋被禁止,当托卡尔丘克成为“叛徒”》一文中,作者程贤指出,这对波兰来说完全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对女性权利的挤压实际上是近年来波兰整体意识形态右倾的一个缩影。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的“离婚冷静期”条款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间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离婚冷静期”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根据官方解释,“离婚冷静期”的初衷是减少冲动离婚,维护社会稳定,但反对者认为,这将使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遭遇更严重的制度不平等。

相比2019年,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2020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中的排名又下降了三位,落至106名。这个排名遭到部分男性的质疑,但需要指出的是,该报告考察的不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情况(因此经济水平并不一定和国家排名的高低有正相关关系),而是两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和健康方面获取资源和话语权层面的差异。中国的排名主要是被健康和生存(Health and Survival)这一子项拉低的——在这个指标上,中国排名全球倒数第一,其主要原因是畸低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每100名男孩出生,对应89名女孩出生)。

也就是说,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在中国部分地区流行,日前引起广泛关注的“石家庄4个月坠楼女婴”事件即为一例。12月初,石家庄庄桥西区康泰园小区一名出生仅4个月的女婴从5楼坠落,其父拒绝送医治疗。经《新京报》调查了解,该名女婴曾先后两次坠楼,父亲是一个无业游民,对记者直言自己重男轻女:“有闺女是很平淡的感觉,但是有儿子立马就精神了,说话很有底气,因为有后了。”这位父亲表示,“很多老祖宗的技术都传男不传女,因为孩子跟的是别人的姓。”

2020年12月1日,河北石家庄,记者探访石家庄四个月坠楼女婴家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部分观念落后地区,女性的生存价值、自由和个人意愿依然被否定、被干预,一些我们以为早该寿终正寝的恶习恶法还在威胁着女性的生命与福祉。我们心痛地看见,山东德州女子方洋洋的不幸遭遇,正与重男轻女观念和封建遗毒密切相关。她在婚后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她被夫家殴打虐待,从出嫁时的160斤瘦到营养不良,于2019年1月31日离开人世,年仅22岁。根据其婆婆刘兰英的说法,方洋洋不能怀孕“让全家都很气愤”。除了家庭暴力对方洋洋造成的巨大伤害令人愤慨以外,更令人惊愕的是她在死后也不被允许安息——有媒体报道称,在火化前,方家提前给她安排了冥婚,收取了对方几千块钱。冥婚风俗至今在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省的农村地区流行,甚至有为此盗掘女尸的情况。

女性整体依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即使是看似与“封建传统”无涉、为女性“经济赋权”的“市场经济行为”,亦有可能对女性造成实质性的压迫与伤害。母亲节前夕,广州一家名为“广州彩虹宝贝”的公司为男同提供商业代孕遭网络曝光,再度引起人们对商业代孕问题的讨论。在去年年末,《民法典(草案)》删除禁止代孕条款,已让关注女性权益的人感到忧虑。在商业代孕支持者看来,应该尊重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但反对者提出,需要警惕“商业代孕是经济赋能”的说法——当代孕成为一个合法产业,拥有健康子宫的女性很有可能沦为生育工具,同时被阶级、父权和市场经济压迫。

05 尾声:为了一个人人自由的社会

“女性想要成功,仍然得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横跨各种障碍——聘用率低、薪资不平等、歧视和潜在的偏见……女性承担着沉甸甸的压迫重担,得扛起女性的责任与义务。女性能深深地感受到滞怠不前的处境对其所施加的锁链。”贝勒大学跨学科研究与哲学副教授J.勒诺·赖特(J. Lenore Wright)指出,女性整体境遇改变之慢让人苦恼——个人成就鲜少能直接带动更广泛的结构性变化,而进步成果又分布不均且微不足道。赖特的观察,相信许多女性都能感同身受,且越来越不惮于言说自己的失望与不满。但在部分男性看来,女性权利的话语高涨本身就是“女性地位高”的标志,为何她们还不满足?

认知上的差异或许是“性别战争”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书评人维舟指出,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男权”的“权”通常是指“权力”,然而“女权”的“权”指向的却是“权利”,后者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得到与男性一样被平等对待的权利,然而不理解“女权”的人却用“男权”逻辑去揣测女性的诉求,以为对方是要“夺权”。他认为,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当下女性权利话语高涨但女性地位却在回落的问题:“正是因为她们的权利被压缩,因而促使她们激烈抗争。”

至于被男性痛斥的“田园女权”——虽然具体含义不明,但我们姑且将之概括为“女性打压男性利益谋取好处的利己主义思想”——维舟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产物:正是因为一方面男权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依然坚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她们的权利意识在不断提升,这种脱节让部分女性得以从某种“既要女士优先又要男女平等”的“双轨制”中获得好处。但他提醒我们,在指责“田园女权”之前,我们要看到这恰恰是“主流社会既要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却又不肯松手给女性赋权所造成的”。“田园女权”的双标,恰如“田园男权”的双标——他们既要现代化的好处,又要维护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

认知上的差异或许是“性别战争”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亦提示我们,性别平等的议程不仅事关女性,也事关男性,它是为了所有人能够获得平等和自由而存在的。我们当然无法期待男性会是女性的天然同盟——拥有特权的人几乎总是希望维持现状——但男性要实现完全独尊的“性别同盟”也是不可能的,人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男性在生活中总是以各种身份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丈夫、父亲、兄弟、朋友或同事。要和平共处、相亲相爱地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正直善良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的是同样的敌人:暴力的人、用恐惧或暴力维持统治关系的人、不公平的制度。

性别平等或许是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它事关全球一半的人口能否得到平等对待,事关我们是否能彻底改变千百年来以各种手段和理由对人做出高低贵贱之分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但它的尽头将是一个人人享有自由的社会。我们不会停止希望,我们会保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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