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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站在怀疑论者和辛辣的幽默一边

“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价值。那时我二十岁。我总能从微笑的方式中辨认出谁不是斯大林派的人,谁是我丝毫不用害怕的人。”

按:作家米兰·昆德拉生于1929年4月1日,这个生日似乎注定了他与玩笑和误解的纠缠——他本人对此的注解是:“我出生于4月1日,这在形而上学层面并非毫无影响。”昆德拉的第一本小说《好笑的爱》已经囊括了他之后作品进一步展开的话题,比如重与轻、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人类命运以及可笑的处境。1966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玩笑》一经出版,人们便竞相阅读,几个月内销售了11.7万册,对一个人口不足1500万的国度来说,这个数字相当可观。《玩笑》通过叙述五个主要人物之间彼此交叉的故事试图说明,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人类整体而言,人都根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1968年秋天赴巴黎推广自己的书时,昆德拉解释道,《玩笑》既指具体的玩笑,也指历史悲惨可笑的特性。他对人类境况的探索也包括对悲剧与喜剧的分辨,《小说的艺术》提示道,悲剧为人类提供伟大的幻想,带给我们一种慰藉,而喜剧更为残酷,粗暴地向我们揭示出一切都毫无价值。

昆德拉与欢笑的密切关系,在作家菲利普·罗斯1980年对他的采访里也能得到确认。那时昆德拉刚刚出版新书《笑忘录》,罗斯称昆德拉的书通过幽默或者反讽引起欢笑,当他的人物痛苦,是因为他们碰撞到的世界失去了幽默感。昆德拉回答说,二十岁时他就已经理解了幽默的价值,可以通过人的微笑辨认出谁不是他害怕的人,他对没有幽默感的世界感到恐惧。他也向罗斯抱怨道,小说教育读者将世界当成一个问题来看,这其中包含着智慧与宽容,而人们愚蠢地习惯了极度肯定的社会和给出答案的世界。 

这位出生于捷克的作者最终成为了一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2020年米兰·昆德拉摘得卡夫卡文学奖,此前他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1985)、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1987)与捷克国家文学奖(2007)。然而,这些荣誉都是在他离开故土之后被授予的。1975年,昆德拉离开捷克,之后一直在法国生活。对捷克文坛来说,他是一个“背叛者”,即使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他也并未回归,这在捷克知识分子看来是难以饶恕的,然而他的一生中究竟遭遇了什么,人们却甚少得知。

就像传记《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译者之一、翻译家许钧说的,昆德拉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不喜欢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更不喜欢谈论自己,因此书写昆德拉的传记难度可想而知。而“迎难而上”的传记作者也发现,在私人生活与作品之间画出一条无法逾越的界线,正是昆德拉有意为之。昆德拉说,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便会给作品造成危险,连他的朋友都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件,因为他“自我保护得厉害”,不想有任何东西插在他和他的作品之间。昆德拉对私人生活的保护可能出于他过往的经验,“对专制制度下的居民来说,保护私人生活的人先验地可疑,因为他一定有什么东西要隐藏。”他的小说《玩笑》就表达了对私人和公共之间缺失区别的焦虑,小说中人物之一宣称,“新人因其抹去了私人与公共的分离而不同于旧人。”昆德拉不仅反对幻想公私合一的“透明乌托邦”,也反对泄露贩卖私人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从1985年起就拒绝参加电台节目,从不在电视上出现,甚至用脸上贴橡皮膏作为躲避摄影的手段。他在《不朽》里写道,“什么地方都有拍照的,树丛后躲着一个拍照的。还有装扮成瘸腿乞丐的。到处都有一只眼睛。到处都有一个镜头。” 昆德拉所想象的自由与真实的条件并不是透明,而是人可以摆脱他人目光的可能性。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 刘云虹 许钧 译
雅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

国内授权引进的首部昆德拉传记《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日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雅众文化出版,借此机会,界面文化经由出版社授权,摘录了书中谈论米兰·昆德拉悲剧喜剧观的一章,与读者共享。

《玩笑》的写作与出版

临近20世纪60年代,最初几篇短篇小说的写作让昆德拉明白,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小说家。的确,直到那时他只写了一些短的文本,但自那时起他力图写出篇幅更长的作品。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在长度上“支撑到底”的主题。1961年,他来到俄斯特拉发,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他流亡时待过的矿城。在那里,朋友们向他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一个年轻女工因为偷墓地里的花送给自己的情人而被逮捕。他写道:“她的形象始终没有离开我,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命运,对她而言,爱情与肉体是相互分离的世界。”同时,或许因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他想象了一种情色行为,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恨。最后,对“国王巡游”的模糊记忆又在他脑海中出现,从孩提时代起,这个摩拉维亚的民间仪式就令他着迷。正是从这些散乱的景象出发,他着手构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玩笑》的情节在两个不同时期展开:第一个是1949年,布拉格政变结束后不久;第二个是十五年之后,并不确切,小说开头仅有只言片语写道:“就这样,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家。”在对第一时期的描绘中,昆德拉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捷共掌权的过程,以及实行检举和镇压制度所带来的热情,这样的描写方式使《玩笑》被列入政治书籍一类,也让它的作者出现在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行列。正如他1979年所解释的那样,这两点都违背了事实:“这是一部探讨人类价值脆弱性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想揭露某种政治制度的小说。小说家的抱负要略大于瞄准某种短暂的政治制度。”

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对《玩笑》的这一错误认识又被强化,直到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及捷克政权再次变更,昆德拉的小说才最终摆脱政治小说的标签。此前,他竭尽全力试图消除误解。1966年,当该书在捷克和法国都还未出版时,他便赶在前面,向安东宁·J.利姆解释了自己采用的方法:“在我的《玩笑》中……20世纪50年代吸引着我,因为那时,历史带给人们从未有过的经历,并以无法重复的境遇和意想不到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突然,它丰富了我关于人类及其处境的疑惑和观念。”十三年后,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他认为有必要再次明确自己的意图:“我所感兴趣的,不是历史描写,而是形而上的、存在的和人类学的问题……总之,就是由某种具体历史境况的聚光灯所照亮的所谓永恒人类。”

因此,在昆德拉看来,斯大林时期本应揭露出人类经验的诸多新方面。小说家把这种专制与其他专制区分开来。他着重强调了它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设立的具有悖论性的差异。“合乎规定的艺术流派是现实主义。然而,它可能与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流行的是对青春的崇拜。可我们一切真正的青春都被剥夺了……被当众宣布的只有欢乐,我们却丝毫不敢开玩笑。”从这种对悖论的经验中,昆德拉得出不少教训。正是这一经验让他拒绝谎言并由此形成他的反抒情态度,也让他认为必须破除神秘化,这决定了他对于某些小说主题的选择,尤其在《告别圆舞曲》中:“当今天我听到人们谈论孩子的天真、母爱的无私,谈论繁殖后代的道德责任、初恋的美好时,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已经上过课了。

《玩笑》
米兰·昆德拉 著 蔡若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玩笑》是1961年开始创作,1965年12月完成的。当时,手稿被送到审查委员会,在那里留存了一年后才被批准原封不动地出版。表面来看,这一处理很温和,但昆德拉认为应将其重新置于时代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早在‘布拉格之春’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其整个意识形态已经死气沉沉,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任何人都不把它们当回事。”此外,该书谈论的是“过去”时代的暴行,如果它涉及当前形势,那么就会有更大的被查禁的风险。

1967年春,《玩笑》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另外两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小说——捷克人路德维克·瓦楚里克的《斧头》和斯洛伐克人拉迪斯拉夫·姆尼亚奇科的《权力的滋味》。《玩笑》一出版,人们便竞相阅读:几个月内销售了十一万七千册,对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五百万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作者1984年回忆道:“当时我三十八岁,默默无闻。我惊愕地看到,这三部书都是三天内就销售一空。”无论如何,这个想法令人吃惊,要知道,1967年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1963年和1965年出版的《好笑的爱》前两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书刚出版,拥护者安东宁·J.利姆便竭力让国外也知晓此书,首先是法国:“1967年,人们的旅行已经不受限制。我把书装在口袋里,在巴黎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阿拉贡。他不懂捷克语,但我向他解释说《玩笑》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他相信了我。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与克洛德·伽利玛共进晚餐。我向他们概述了书的内容,他们十分信服。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昆德拉将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始终是位与众不同的作家。而且,书写得非常棒。他的捷克语令人赞叹。这门语言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特征是反讽。他是位讽刺作家,属于哈谢克、恰佩克,甚至卡夫卡的传统。这非常捷克化。这些作家都擅长反讽,但各不相同。任何伟大的文学都是部分反讽性的。”

考虑到将书译为法语所需的时间,《玩笑》计划于1968年9月在法国出版,商定由阿拉贡撰写序言。然而,8月份,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拉贡被迫在最后时刻修改他的文章,以便根据各种事件来阐明小说。于是,小说在朝夕之间便声名鹊起,代价却是对作者意图的违背。昆德拉就误解进行了如下解释:“(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批评不太关注书的政治层面,而更喜欢强调其中关于存在的内容。就像人们可以看到的那样,在我的小说家生涯开始时,我感觉自己在捷克得到了非常充分的理解……在法国,书被接受的方式很特别。1968年9月的几个星期里,除了布拉格的俄国坦克之外,报纸几乎很少谈及其他方面,于是捷克小说自动受到了读者和著名评论家的喜爱。对所有人来说,我首先是登上坦克的士兵,大家都赞许我反对极权制的勇气。可当我写《玩笑》时,我从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我的挑战不是政治的,而仅仅是美学的。”

1968年秋,昆德拉赴巴黎推广自己的书。10月31日,在法国电视广播台(ORTF)回答罗杰·格勒尼耶的提问时,昆德拉对书名的选择进行了解释:“《玩笑》,那是一个具体的玩笑——明信片——同时它也指历史悲惨可笑的特性。我们经历了历史的一个巨大玩笑。”接着,他又谈到个人历史与集体历史之间的关系:“我始终认为自己写了一部爱情小说。不幸的是,尤其在国外,这本书却被视为政治小说。这完全不对。当然,这种爱情由历史条件所决定,而在我看来,当时的境况是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并且这些历史条件提出了新的问题。”10月22日,在法国文化电台(France Culture)与罗杰·弗里尼的谈话中,昆德拉承认小说具有文化和地域的背景:“‘玩笑’这个词或许也有某种捷克特色的东西。因为,捷克人性格中最给人好感的特征就是幽默感。如果可以说某种捷克‘天赋’,那就是幽默的天赋。它是哈谢克的天赋,也是士兵帅克的天赋。(幽默)同样是最强大的武器,可以用来对抗官僚主义、狂热及当时的宗教心态。”

人根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通过叙述五个主要人物——路德维克、科斯特卡、埃莱娜、露茜和雅洛斯拉夫——之间的交叉故事,《玩笑》表明无论就个体还是人类整体而言,人都根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核心观点贯穿于昆德拉的全部作品,他在《好笑的爱》中已做了说明:“我们被蒙着双眼经历当下,最多能预感和猜测我们的处境。直到后来,当我们解下蒙眼的布条,审视过去时,才意识到我们曾经历了什么,才理解它的意义。”然而,在《玩笑》中,甚至“事后”理解也完全不可能。但昆德拉就人的异化提出了一种解释。人之所以不能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甚至不能理解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是因为他落入了历史之网。知道这部压抑人性的机器拥有自身的合理性,或许可以带来微薄的慰藉,可哪怕这一点在他那里也遭到拒绝。昆德拉提出,历史最终不过是个阴郁而荒谬的玩笑。路德维克的生活被写在明信片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玩笑搅乱,在书的最后,他忽然清醒地自问:“可要是历史在开玩笑呢?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根本无法撤回自己的玩笑,我和我的一生都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已超越了我)、完全无法改变的玩笑之中。”

《玩笑》的故事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却有某种意义,即它应导向没有阶级之分的社会。冒着背离这个救世主决定论就可能招来麻烦的危险,昆德拉放弃了对历史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而选择了在国外最出名的捷克作家之一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阐释。历史学家贝尔纳·米歇尔评价说:“哈谢克是无法归类的。《好兵帅克历险记》的首册于1921年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于是国外读者以为书的作者是捷克文学界的中心人物。实际上,他是个边缘作家……哈谢克身上为捷克大众所喜爱的,并非他的现代性,恰恰相反,而是他代表着一种古老的民间智慧,韵文故事和民间历书中的智慧。在每个捷克人身上,都有一个沉睡的哈谢克。在20世纪的重大危机中,他可以充当典范——或借口:不能与强权者对抗,而应采用迂回的办法,表面上赞同人们拒绝接受的制度,同时抱有使它逐渐丧失威信的希望。”

昆德拉认为《好兵帅克历险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喜剧小说,它吸引昆德拉的,是将战争和历史等最严肃的主题转变为嘲讽的一种轻慢方式:“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形成的欧洲思想把历史看作理性的体现,看作极为严肃的事。根据此观点,不严肃的事和可笑的事只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或只能在历史严肃的背景下进行。而好兵帅克粗暴地打破了这一秩序。他问道:‘合理化要把事件的彼此关联表现为合理的,可如果它本身只是一种欺骗呢?如果历史不过是愚蠢的呢?……’”

笑的类型学:喜剧、幽默、反讽

诚然,通过揭示其喜剧性维度而与悲剧保持距离,这在很多方面有益,但这种做法也可能转变为虚无主义。昆德拉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假如您意识到周围的世界不值得认真对待,疯狂的后果便会出现。真诚变得荒诞。为什么真诚对待某个对任何事都不认真的疯狂之人?为什么说真话?为什么道德高尚?为什么认真工作?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人们如何能真诚地对待自己?这就是最可笑的!人们无法真诚地对待世界,这种感觉是一个深渊。”

昆德拉意识到这一危险,始终提防虚无主义的诱惑。因此,他从不断言喜剧胜过悲剧,而是把现实的这两种类别视为不可分割的、在辩证关系中相互关联的一对。他拒绝“把所有事情都当作悲剧”,但他也避免对喜剧本身的狂热崇拜:“这里(在法国),人们生活在某种二元性之中,一面是喜剧,另一面是悲剧。仿佛喜剧是一片被分离的领地。而我认为,喜剧比悲剧可怕得多,它总是保持着对伟大和高贵的某种幻想。某个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可能发现,’我的人生很悲惨’,那么这是令人满意的发现。如果您在人生尽头觉察到您的人生是可笑的或喜剧性的,那么,这很悲惨。悲剧并不太具有喜剧性,而喜剧却是悲剧性的。”

他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的第六章是一份专业用语汇编,名为《七十三个词》,其中昆德拉提到了“喜剧”“反讽”和“笑”。相反,“幽默”一词并没有出现,对一位经常被称赞具有幽默才能的作者而言,这样的缺席令人惊讶:“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作者。而且,我不喜欢所谓的幽默文学。那是一种弄虚作假。”在《被背叛的遗嘱》中,他把这种略显严厉的评判变得温和了些,赋予幽默和喜剧同样的拯救性功效:“幽默是神圣的闪光,它在世界的道德含混中发现世界,在人评判他者的极度无力中发现人。幽默是对人类事物相对性的陶醉,是确信不存在确信所带来的奇怪欢乐。”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清晰地比较了喜剧与悲剧:“悲剧为我们提供对人类之伟大的幻想,带给我们一种慰藉。喜剧更为残酷,它粗暴地向我们揭示出一切都毫无价值。”他又补充道:“喜剧的真正特质不是让我们笑得最多,而在于揭露喜剧的一个未知地带。”在“反讽”词目,他写道:“就定义而言,小说是反讽的艺术:它的‘真相’隐而不宣,也无法说出……反讽对人产生刺激,不是因为它嘲笑或攻击,而是因为通过揭露世界的含混,它把我们的确信夺走。”最后,“笑”词目中,在简单讲述了欧洲文学中一则关于笑的故事后,他引用了果戈理的话:“如果人们认真地看一个好笑的故事,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悲惨。”接着,他用这个悲观主义的结论总结道:“欧洲关于笑的历史即将结束。”

因此,反讽、喜剧和笑的共同点就在于揭露现实中被隐藏的种种方面。然而,如果说喜剧和笑或多或少协调一致地致力于此,就像词典的定义所证明的那样(喜剧:“引人发笑的东西”),反讽则不同。这些被作家们擦亮了用来对抗现实的武器,并不一定总是被同样的人使用。在昆德拉那里,反讽是作者的特权,始终凸显而出,对于昆德拉这位“破除神秘化者”的锐利目光而言,它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相反,他不笑,或者只在心里笑:“我不太喜欢笑。相比笑,我更喜欢让别人发笑。”1980年,昆德拉在法国电视一台承认了这一点。这一偏好的结果是,让笑成为其读者的专利,对他的人物来说或许也是如此。

反讽的角度使人得以在现实的复杂性与种种矛盾中理解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单维的、不容置辩的解毒剂。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这样定义反讽:“反讽意味着:人们在小说中找到的任何肯定都不能被孤立看待,任何一种肯定都处在与其他肯定、其他境况、其他行动、其他想法和其他事件的复杂而矛盾的对比之中。”这一独特观念令他的小说既充满力量又合情合理。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重要人物即便算不上含糊不清,也总是带有矛盾情绪:“谁对,谁错?爱玛·包法利让人难以容忍,还是充满勇气、令人感动?那么维特呢,敏感还是高贵,或是一个好斗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多愁善感之人?”通过凸显视角与观点的多重性,反讽使“真实”这一概念相对化。正因为如此,昆德拉这位猛烈攻击主题小说的作家,总是坚持要让人们把主人公表达的观点和他自己的观点区别开来。

反讽(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微微一笑,而喜剧则(总是)令人放声大笑。在后一种笔调上,“机智”一词比反讽更为清晰,弗洛伊德认为,机智是“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的一种报复。“机智”一词对某些民族而言已经成为一种习俗,比如英国人或犹太人,它同样也是捷克的传统。它是被昆德拉称为“布拉格的机智”的一种民族独特性:“卡夫卡的《城堡》和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都充满这种机智。现实的一种特别意义,普通人的观点,从底层看的历史,一种挑衅的单纯,一种对荒诞的天赋,极度悲观主义的幽默。例如,一个捷克人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他:‘您想去哪里?’这个人回答:‘这并不重要。’有人给他一只地球仪说:‘请您选择。’他看着地球仪,慢慢地转动它,然后说:‘您没有另外一个地球仪吗?’”

有时,一个简单的玩笑,仅用寥寥数语,就表达出面对绝望时生存或抵抗的机智。在《笑忘录》中,相比对“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人民的沮丧的一大段叙述,一则故事能表达得更多:“苏联入侵后,一个男人在布拉格街头遇见一个眼中含着泪水的行人。他走近这个人,对他说:‘我非常理解您。’”但对昆德拉来说,只有当可笑的故事被夸张到接近荒诞时,它才最有效。纳博科夫指责堂吉诃德对桑丘太残酷,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用对自由与幻想的爱好反对纳博科夫,并通过某些玩笑表现:“‘夫人,有台压路机从您女儿的身上压过去了!——好,我正在洗澡呢。请把她从门缝底下塞给我。’对我童年时代的这个古老的捷克笑话,应该谴责它太残酷吗?”

《笑忘录》
米兰·昆德拉 著 王东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随着小说创作的推进,昆德拉创建了一个真正的笑之类型学,并将它与存在的各种境遇加以比较,尤其是性和死亡。小说家区别了两种笑,一种是恶毒而破坏性的笑,另一种是有益健康的笑,因为它使人从沉重的严肃性中得到放松。第一种是魔鬼的笑,第二种是天使特有的笑。然而,在昆德拉看来,无论魔鬼还是天使都不对:“人求助于同样的面部表达,求助于笑,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形而上态度……这两种笑属于人生的愉悦,但被带向了极端,它们同样揭示出具有两副面孔的世界末日:狂热的天使兴奋地笑,他们如此确信世界的意义,准备把所有不分享他们快乐的人都绞死;另一种笑在对面响起,宣告一切都变得荒诞……人生被两个深渊所围困:一边是狂热,另一边是绝对怀疑主义。”

虽然昆德拉对这两种极端的笑都不赞同,但更确切地说他站在怀疑论者和辛辣的幽默一边。因为,即便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公民怀疑笑,怀疑狂热者的一切快乐表示,他也没有忘记官僚主义者从来不笑。他对菲利普·罗斯说道:“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价值。那时我二十岁。我总能从微笑的方式中辨认出谁不是斯大林派的人,谁是我丝毫不用害怕的人。幽默感是一种可以信赖的辨识的特征。而自那以后,我被一个失去幽默的世界吓坏了。”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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