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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国富论》:如果亚当·斯密在世,他会是996的坚定反对者

斯密真正强调的是贸易和商业在创造财富和提升个人自由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需的慷慨、互惠和外部机构的规范性作用——经济活动不能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分割开来。

亚当·斯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过劳问题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犹记得在996登上“年度十大流行语”的2019年,网络讨论中有一种声量颇大的论调——你不愿意996,也会有其他人愿意996;如果你没有议价权,那就只有妥协。

在部分经济学家看来,996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它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劳动者之间的)自由市场竞争——在资方地位默认不可撼动的情况下,资方和劳方的双向选择变成了劳动者之间的胜出者被雇主挑选。如何理解自由市场竞争,决定了争辩双方在“996是否合理”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在解释自由市场竞争的运作逻辑时常用的一个比喻,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对一些人来说,这一说法指市场是一种平衡机制,通过竞争将个人的贪婪转化为普遍的福利;但对另一人来说,它象征着一种赢者通吃的、压迫弱者的经济体系。

单纯强调自由市场竞争的优势也导致了一种颇为普遍的看法——在狗咬狗的竞争环境中,适者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任何对他人、自然和道德原则的关切如果超过了一定水平,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个人或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率下降。

这套逻辑也使得亚当·斯密成为了当代最伟大也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英国国会议员、伦敦大学名誉院士杰西·诺曼(Jesse Norman)指出,迄今为止斯密是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他的总引用量比卡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加在一起还要高,是被引用量最高的现代经济学家的三倍多。

自1980年代以来,亚当·斯密也一直是经济学、市场和社会的不同观点的竞争焦点和意识形态战场的中心。在政治右派对他推崇备至的同时,政治左派将他斥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始作俑者。然而,我们对斯密的这种认知很大程度上并非他的本意,而是历代经济学家对他的作品进行选择性阐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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