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某个冬日，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一个长着八字胡的矮胖年轻人正沿着一条运河的岸边飞奔。仓皇失措的弗朗茨·卡尔·布勒（Franz Karl Bühler）正在躲避一个已经虐待他数月之久的神秘特工团伙的追击。他想，逃跑的路只有一条。他必须游泳保命。打定主意后，他跳进了深不见底的河水里，此时正是一年当中河面快要结冰的时节，他奋力向对岸游去。当被拖到岸边时，他浑身已经湿透，冷得直打哆嗦，路人显然会注意到这个人有些不对劲，且他身旁并没有什么追逐者的踪迹。如此一来，他就被送到了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堡“疯人院”——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这里就是疯子的去处，并被该处收治。在接下来的42个年头里，身为精神病院高墙背后数十万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能见度的患者之一，他继续接受德国精神病学体制颇成问题的“照料”。

身陷囹圄令布勒倍感不安，但这一变故也开启了一段非同凡响的故事，而他正是故事的主角。布勒的经历揭示出了精神疾病对艺术的贡献，以及这种联系如何被利用来策动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文化战争。

布勒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在不断地从一处精神病诊所转到另一处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套应对自身状况的办法：他打算自学绘画。一开始，他仔细观察周遭的人群，记录下制度化生活中的各种无意义的、机械重复的举动。随后他又以自己的心理幻觉为蓝本，创作出一系列富有冲击力的自画像以及一些花哨的生物：恶魔狗和死亡天使。布勒的医生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艺术作品，因为他认为“疯子”根本无法进行艺术创作，他的许多素描作品在病历里闲置了二十年，直到一位重要访客来临，此人来自海德堡。

汉斯·普林茨霍恩（Hans Prinzhorn）是一位称职的医生、艺术史博士、战功卓著的老兵以及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男中音歌手。但他最伟大的成就却是在海德堡大学精神病院完成的有关“疯子的艺术”的研究。1919-1921年间，他建立起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病艺术品收藏库，作品多达数千件，风格各异，所运用的介质也十分多样，厕纸、废弃的旋转木马、精神病院病床的木制部件——这些艺术品来自数百名患者。这些人大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们的“艺术”创作并不总是有意而为。他们借助于素描、雕塑及写作，从多个方面来刻画自己的精神病现状，或是传达来自某个与世隔绝的内心的信息。普林茨霍恩一开始只认为这些作品有助于他的诊断，但后来很快就意识到了它们的卓越表现力与艺术价值。

参观者可能会认为它“开启了一扇通往另类现实的窗户”，或表示它似乎是“从人类心灵深处升腾起来的”。“诸多不同寻常的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未来这批藏品的策展人或许会这样写，“将我拉扯到它们的力量之中。开放的空间夺去了我的平衡感，令我头晕目眩。”1922年，普林茨霍恩在一本开创性的论著《精神病的艺术性》（Artistry of the Mentally Ill）中总结了他的这项计划，书中有不少插图都来自藏品。而他最大的发现，或者说他心仪的“精神分裂症大师”，正是布勒。

这种艺术性当即受到了先锋派的热捧，当时他们正在探索疯狂（madness），试图藉此来理解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经历的恐怖。 如达达主义者汉斯·阿尔普 （Hans Arp） 所言，“在被世界大战的屠宰场打退后，我们转向了艺术。” 对于达达主义的创始者之一雨果·鲍尔（Hugo Ball）来说，普林茨霍恩的书恰好代表了“两个时代的交替点”。

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将这本书带到了巴黎，它迅速成为了新超现实主义运动（new serrealist movement）参与者的重要思想资源，包括恩斯特本人与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最终，超现实主义者中的旗手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写道，有人给了这些疯狂的艺术家们“一个配得上他们才华的展示机会”。

疯狂从未获得过如此的热度。但海德堡系列作品也没有摆脱过争议，到了1920年代中期，艺术与疯狂的联系又引起了极右翼的关注。

与布勒相似，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个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一名1923年时给他看过病的心理学家声称，他是个“病态的精神病患者……很容易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在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名落孙山后，希特勒只得去为旅游纪念明信片绘制水彩画，勉强维持生计。1914年，随着一战的爆发，他将自己的画笔和颜料带到了前线，战后参与政治时，他也没有抛下艺术。

借助于艺术，希特勒造就了一种纳粹美学，其中有他亲自设计的党徽、勋章和制服，有他监制的舞台布景，还有得到他赞助的宣传活动。艺术也赋予了希特勒一个更高的政治目的。他经常喜欢说，战争来了又去，但在未来的几千年里，德国人据以获得评判的乃是其文化成就，正如过去的那些伟大文明也是基于此而得到评价的。复兴德国的文化，就是复兴“种族上纯洁的”德国人民，而文化的衰落也等于是人民的衰落。在希特勒眼里，艺术作品以疯狂为尚，便代表着一种宏大历史层面上的衰落。

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读过普林茨霍恩的原著，但他也许在报刊杂志上接触过相关的思想，而这足以成为其观点的催化剂。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声称有一批人败坏了自己所钟爱的高峰期浪漫主义画家所拥有的“健康的艺术感”，并将这类人斥为“弱智”和“恶棍”。现代主义者的“胡说八道”与“显而易见的疯狂”，实质上是一种卑污的花招，旨在回避来自受惊吓的公民同胞的批评，而立体主义（cubism）与达达主义则是“疯狂与堕落之人的病态赘肉”。早在1920年，纳粹党的宣言就呼吁要和“艺术和文学中对人民生活有瓦解作用的倾向”作斗争。1933年上台后，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些。

1937年，戈培尔提出要办一场“堕落艺术展”。这场巡回展的观众有300余万人，是有史以来观展人数最多的展会，但这场展览的目的并非尊崇艺术，而是嘲弄艺术。从柏林的第二场展出开始，宣传部门在海德堡的诊所搜出了100多件作品（其中有一些来自布勒），并专门从中选出了一部分，与专业的艺术品放在一起展出。如官方的指导意见所言，此举意在展示先锋派比真正的“疯子”更加“病态”。此外，有关部门还认为这就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大阴谋企图破坏德国文化、以劣质血统污染种族的证据。 用希特勒的话来讲，文化上的退化，或者说这个“缓慢腐烂着的世界”预示着生物上的退化，这无异于加速把德国人“推向深渊”。

解决办法十分简单——来一场“不留情面的文化清洗战争”。德国博物馆纷纷将现代艺术作品下架，它们要么被贱卖，要么被毁弃，而“败坏的”艺术家则被驱逐出境。但希特勒最具雄心的艺术计划即“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的目的，在于让德国人洗心革面。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在1939年指使了第一场纳粹的屠杀活动“T4行动（Aktion T4）”，其矛头对准的正是精神病患者。

1940年时，布勒住在巴登-符腾堡州埃门丁根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同年的5月5日，一支小车队来到该机构，车上走下的全是身着便装的党卫军成员。他们将包括布勒在内的50名患者赶进巴士里，把他们运到了位于施瓦本的格拉夫内克城堡的一处专为残疾人改造的住所。患者被剥光衣服，推入伪装成澡堂的毒气室，被一氧化碳杀死。一般认为，这一纳粹所谓的“安乐死”行动乃是后来大屠杀的前奏，目标达成后，许多在T4行动中得到了“锻炼”的老兵又被派往东部的灭绝营。至二战结束，被希特勒政权杀害的精神病患者数目高达20万人左右，其中作品被收录进普林茨霍恩藏品的有30人。

战争并不意味着普林茨霍恩藏品的终结。许多作品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并启发着新一代的艺术家，包括原生艺术（art brut或raw art）的创始者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布勒虽然与其他一些普林茨霍恩艺术家一同遇害了，但他的成就长存。他们拓宽了艺术的定义，也将艺术创作者的范畴推展到了精英群体之外。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