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弗里德·G·塞巴尔德的母亲罗莎曾说，她的儿子似乎生下来就没有皮肤，因此在别人遭受的苦难面前，他总是无法保护自己，总是感觉到无法忍受之痛，即使是一些普通正常的经历，也会对他造成精神创伤。但是，身为这本未经主人公授权的传记《讲述，沉默》（Speak, Silence）的作者，卡萝·安吉尔（Carole Angier）却认为，正是这种极度的敏感，使塞巴尔德成为了“具有最细腻内心的作家”。这是一个受困于人生经历和内心重负的人，他相信保留对历史上那些严重不公事件的记忆，就是为达到他所说的“补偿”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无论这种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

《纽约客》杂志记者和专栏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曾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格言：“传记作家都是窃贼，他们窃取了笔下人物的传奇人生。”但当安吉尔开始动手写这本传记时，她发现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其实正是一个以最轻巧的手法进行“盗窃”的技艺高超的“窃贼”。塞尔巴德的著作集历史、小说、回忆录和传记等各种体裁于一体，也是对他的朋友、家人和熟人的人生的大量“窃取”。许多人因为觉得被他侵权而感到非常不满，甚至愤怒。塞巴尔德的密友、英国国家歌剧院前总监彼得·乔纳斯就曾说过：“他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听众，他简直就是一台录音机器。”

为了写这本传记，安吉尔遇到了不少困难。塞巴尔德的妻子和女儿都希望保护他的隐私，因此安吉尔在写作时只被允许引用很少量塞巴尔德私人信件中的内容，甚至连他已经出版发行的著作里的内容也不能随意引用，这对她的传记写作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碍。有关塞尔巴德的私密生活，安吉尔只能做比较粗略的叙述。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她做了大量细致的调研工作，这些工作不仅在塞尔巴德度过成年后大部分人生的英国展开，也在他的出生地德国进行。安吉尔采访了数百位塞尔巴德以前的朋友和同事，在他浩繁的著作里仔细检查，寻找每一个有用的片段，努力确认众多被他“盗用”了人生故事的人物原型的身份。她到访过所有他曾经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没有漏过那些他曾短时间呆过的地方，而且对他许多位朋友的背景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在书中安杰尔还引用了马尔科姆的另一句名言：“我们其实并不拥有自己的人生秘密……我们出生时，就在我们第一次接受他人目光注视的那一刻，就已经把其所有权拱手交出去了。”因为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安吉尔的这部传记虽然篇幅很长，但读起来引人入胜。她说传记写作就是将各种零碎的素材黏合起来，而她的黏合技能无疑令人钦佩。

1944年5月，塞巴尔德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他有两个姐妹——格特鲁德和贝雅特，安吉尔与她们俩都进行过长时间的访谈。二战结束后，当父亲从战场返回家乡时，塞巴尔德刚好三岁，但父子俩的关系一直不好。长大以后，他认为自己从父亲身上看到的都是接受纳粹思想且没有彻底反思的那一代人的表现，是他所深深憎恶的东西。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祖父，基本上是由祖父带大的，祖父教他阅读，让他爱上了故事，而且学会接近大自然。

塞巴尔德40岁之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起初他是一名中学教师，后来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担任讲师。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拥有良好声誉的文学翻译中心，学生们发现他的研讨课从不会照本宣科，而是大量进行师生对话——这些对话不仅充满挑战性和颠覆性，而且妙趣横生。他告诉学生，应该从身边的世界“窃取”尽可能多的东西作为写作素材。他在那个时期的学术著述以研究德国作家和知识分子为主，包含不少具有挑衅意味的主张和言论，他对正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持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这些都激怒了当时的学术界。

但就在1990年代初期，塞巴尔德的小说《移民》横空出世，这是他的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小说，苏珊·桑塔格在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文章里称赞这是“一部打动人的杰作”。《移民》是一本取材于真实人物的故事集，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后来塞巴尔德一以贯之的独特写作风格：书中的人物通常由几个真实人物综合加工而成，通过汇集一些对话、阅读材料、回忆以及“窃取”的秘密以构成故事情节，然后加以渲染和润色，最后再附上一些有纹理感的黑白照片以增强真实感。这些照片貌似与故事有关，但其实大多数毫无关联。他不愿意证实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原因是他认为这样做会削弱他的写作效果，他的意图就是写一本虚构的小说，而小说的背后当然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在一次安吉尔对他进行的采访中，他说自己这样做实际上是一种致敬，“向那些和他有着相似气质的作家脱帽致敬”——这些作家包括弗朗茨·卡夫卡、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写的《说吧，记忆》是塞巴尔德最喜欢的书之一。

随后他又出版了几本文笔优美但令人读来伤感绝望的书：《眩晕》《土星之环》和《奥斯特利茨》。这几本书继续着同样的对心仪作家致敬的姿态，而且形成了他标志性的书写主题：追忆犹太人被集体屠杀的事实，揭示在拒绝承认过去和与过去妥协之间左右摇摆的现象，以及记述二战结束时德国城市遭到的持续轰炸。这些主题使塞巴尔德的书独树一帜，每部作品都着力于书写各种巧合的发生，向读者揭示事物往往会以我们不曾期望或不能理解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他的书写总是混合不同的文体，运用多种语言。这些都源自他的信念：文学必然是一项涉及伦理的活动，与道德价值观不可分割。塞尔巴德的书持续涉及镇压、迫害、战争、失去等艰难主题，但从未明显谈及政治。他笔下的人物都是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他们感觉自己选择了错误的人生道路，虚掷了生命。安吉尔的传记进一步揭示，塞巴尔德的书反映出他对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总是关注那些介于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现实与梦想之间的主题。正如《奥斯特里茨》里的主人公所说：“在无可逃避的现实中，我一直觉得找不到立足之地，似乎我从未在这个世界存在过。”读过他的书的人都会沉浸于其中，回味良久。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乐意看到他们本人、他们的私隐生活和不愿示人的秘密被塞尔巴德描绘出来，甚至被加以变形改造成为某种文学复合体，安吉尔的观点是：“没关系，历史上每一位伟大的作家在写作时都是冷酷无情的。”

安吉尔对塞巴尔德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彻底的研究，她认真翻阅了他留下的数量庞大的写作手稿。这些手稿显示出这是一个极度重视、甚至沉迷纠结于每一个细节的人，一个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不断进行修改、重写、再修改的作家。《土星之环》的初稿长达2000页，但他最后只从中选取了400页。通过检视塞巴尔德留下的写作痕迹，安吉尔渐渐理清了他写作时的思路历程，见证了他在写作时屡次剪辑、拓展、借用和调换素材、重新想象事件发生时的场面，以及处理有关人物生平的谜题。在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塞巴尔德延续了这种关注细微处的态度，他认真查看翻译稿，动手修订和重写了一些段落。在《土星之环》的翻译过程中，塞巴尔德一共花了350个小时与译者探讨。毫不奇怪，他与译者的关系都不是特别融洽。

从安杰尔的这部传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塞巴尔德从小个性比较忧郁，容易焦虑，但待人热情而且敏锐聪明，总是非常渴望控制他周围的世界。他感到孤独，一生如此，他在很多照片里都是一副神情凝重陷入沉思的样子。朋友们都很喜欢他，但有时也会给他一些尖锐犀利的批评。他是一名抑郁症患者，经常会担心自己越过了“忧郁和疯狂的分界线”。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段开朗快乐时期，似乎来自他生命后期建立的一段友情——或是一段婚外情？那是他儿时就认识的一位女性朋友，在他生命即将结束前不久再度重逢。在塞尔巴德与这位友人重逢期间，他是调皮的，能开一些有默契的玩笑，显得十分放松和愉快。安吉尔在与他的一次会面中，发现他“善良、忧郁但十分风趣”，他用非常诚实的态度谈起他自己和父母，“（但）一提起他的作品……他就随便编些故事忽悠了过去。”

塞尔巴德57岁中年早逝，但其实他已经长期遭受严重偏头痛和背部疼痛的折磨。朋友们曾注意到他有时会呼吸困难，怀疑他心脏有问题，但他一直拒绝看医生。他总是难以集中注意力，那些年里他发生过很多次不严重的车祸。2001年12月14日，他开车带着女儿行驶到诺维奇附近的时候，突然拐进了一辆大卡车疾驶的车道，他的女儿基本没有受伤，而他本人当场死亡。事后据验尸官判断，他可能死于心脏病突发。

卡萝·安吉尔这本具有学术价值的长篇传记，证明了她在研究和精细剖析材料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她用这本出色的传记为世人描绘了一位献身创作的作家的画像，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塞尔巴德渊博的学识和文化素养、丰富的想象力和同理心以及他独一无二的写作风格。这本名为《讲述，沉默》的传记很可能促使读者继续阅读，尤其是使塞尔巴德跻身德国最著名现代作家之一的四本名作。“塞尔巴德的天才之处，”安吉尔在传记中写道，“在于他看到了事实中的虚构。”

本文作者Caroline Moorehead是一位英国传记作者，著有《沦为货物：难民的旅程》《一个大胆而危险的家庭》等书。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