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约翰·伯格（John Berger），战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被誉为“人文主义左派的精神领航星”、“良心的守护者”、“同代人中最具全球意义的声音”。

伯格于1926年出生于一个伦敦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为此在16岁时违抗家庭意愿辍学，前往中央艺术学院学习。二战爆发后他参了军，先后担任过二等兵和准一等兵，在此期间他和工人阶级有近距离接触，这段经历对他产生的思想影响是终身的。退伍后，伯格进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学习，开始关注时事政治。虽然他终身都保持着绘画的爱好，但他并没有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是成为了一名写作者。伯格的著述非常多元，他写过艺术评论、写过小说（他的小说《G.》获得了1972年布克奖）、写过很多散文和诗歌，还参与过电视节目和影视作品的创作，可以说是一位20世纪下半叶非常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终其一生伯格在英国也是一位争议很大的公众人物——2017年1月伯格去世时，许多讣告在悼念他的同时也不忘指出这一点。这些讣告将伯格描绘成一位因政治争议激怒了策展人和教授们的艺术评论家；一位在布克奖获奖感言中公然抨击布克奖委员会并将一半奖金捐给了黑豹党的小说家；一位用《观看之道》猛烈抨击另外一档颇受欢迎的BBC艺术节目《文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作为关于约翰·伯格生平与著述的首部传记，《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下称《三重生命》）回顾了伯格一生的思想历程，向读者展现了他所经历的各个重大历史分水岭以及他的思想变化，呈现所谓争议下的一位具有非凡复杂性和韧性的人物。日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和马凌分享了他们在阅读约翰·伯格作品以及这部传记的过程中，对这位非凡思想家的理解与感受。

这是一部“八卦爱好者劝退”的学术传记，伯格有一种“可敬的滔滔不绝”

“据说接近约翰·伯格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有意无意靠近他，而不是提前做了大量预备工作之后再去认真读他。据他自己说，门外汉看他的作品应该是最棒的一条路径。”马凌开玩笑地说，伯格虽然教过书，也在电视上当过公共知识分子，但他厌恶学术气息浓厚的言说，如果现在还活着，听说有两位新闻学院的教授在讨论他的传记，不知会作何感想。

中国读者最早接触约翰·伯格的作品是1994年由戴行钺翻译的《观看之道》（当时的译名为《视觉艺术鉴赏》）。马凌在2009年时读了2007年的译本《观看之道》，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读本，浅显地讲了四个问题：艺术与政治的问题、性别的问题、油画所谓自身矛盾的问题、广告问题。今年为了备课重读这本书，这位在豆瓣上非常活跃的书评人在短评中写道：“依然觉得盛名难副，本书出版于1972年，有那个时代的激进色彩，太多政治，太少艺术。他说的都对，但是看多了无趣。”然而在读完《三重生命》后，马凌对《观看之道》的感受出现了变化，“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应该从历史当中看待伯格的贡献。之所以现在觉得它浅，因为他所有的思想我们都已经吸纳了，我们都习以为常了，都是政治正确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一路追随回七十年代，才会意识到他的重要贡献。”

顾铮表示，《观看之道》最早的中译本对书名做了某种无害化处理，可能是因为译者不知道这部作品在英国——无论是作为电视节目还是配套书籍——所引起的震撼效应。但我们需要承认，不同时代的社会氛围和学术环境会造成我们对伯格作品不同程度的理解，正如马凌对伯格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至于《三重生命》，顾铮觉得它不是一部生动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学术传记，对于以某个特定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写作者来说，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范例。

马凌同意顾铮的观点，称这是一部“八卦爱好者劝退”的传记，“八卦水平是不及格的，但是学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人物传记的部分只占全书的1/6，和历任妻子的每段婚姻三两句话就介绍完毕，对伯格非常重要的童年生活也没有交代很多。但作为一部伯格的精神传记、思想传记，《三重生命》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作者乔舒亚·斯珀林不仅善于创造金句，而且善于从伯格的著作中挖掘金句，“每页还有一两点能够一下子进入你眼睛里。”

《三重生命》以伯格人生的三个阶段为出发点展开叙述：第一阶段是1950年代伯格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化战士的早期职业生涯；第二阶段是伯格“活力的、感性的和高产的十五年”；第三阶段则关于伯格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扎根欧洲山村，将自己重塑为一位抵抗者和一位农民经验的编年史家。马凌认为，从作者花费诸多笔力描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却写得比较浅显来看，可见作者本人最欣赏的也是伯格最高产活跃的岁月。

读完《三重生命》，马凌总结了伯格的三个特点：“伯格是咄咄逼人的，他经常挑战对方，有时候是一对一的单挑，有时候是一对多的混战，但是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会动摇，这是挺可敬的事情；第二个特点是滔滔不绝，他确实是话比较密的那种人，热情洋溢的，很跳跃的，总是要放思想焰火的；第三个特点，源源不断，他的想象力、创造力非常丰沛。虽然我觉得他晚年的著作有点弱，但依然有他的贡献，比如说动物的视觉和动物的视角，一旦提出后马上被大家所模仿和欣赏。”

在顾铮看来，伯格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不断在《观看之道》中提醒我们，观众在面对电视这样一种图像媒介时是有主体性的，是可以并需要对自己接受的信息保持警惕的。“这是他非常好的地方，他告诉观众和读者，你们要跟我一起思考，你们也要对我保持一种警戒心，而不像有些知识分子天生就是说教，不允许质疑，就自己滔滔不绝。”顾铮说，“也许‘可敬的滔滔不绝’就是，在滔滔不绝的过程中不断告诉你这个滔滔不绝是有问题的，你有权利表示质疑，有这样一份警惕心的人，是不容易的。”

《观看之道》的时代意义是其激进性，《第七人》才是伯格最好的作品

斯珀林在《三重生命》中指出，虽然伯格一生著述颇丰，但他最有名、最标志性的作品还是《观看之道》。要讨论约翰·伯格，这确实是一部绕不开的作品。《观看之道》是伯格与BBC艺术制片人麦克·迪柏一起制作的四集电视节目，首播于1972年，并成为接下来十年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节目。在每集30分钟的节目里，伯格讨论了绘画真迹与复制品之间的原真性问题、油画在巩固阶级地位中发挥的作用、裸体人像如何反映男性观者和女性被观看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广告如何煽动消费主义。斯珀林认为，《观看之道》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它改变了人文学科的走向，这个节目以及改编自它的书籍一起奠定了后来兴起的视觉研究、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方面的基础。

马凌表示，学者将阶级、性别和种族这“神圣三位一体”的复合视角带入文化研究领域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因此现在回看伯格，她不免感到有些厌倦，反而觉得当时被伯格激烈反对的肯尼斯·克拉克（BBC艺术节目《文明》的主持人）的观点也有道理。马凌认为，《观看之道》的主旨是为了“破”，这在那个时代是有其意义的，但对她而言，伯格走出了七十年代最激进的那一步后，时代的钟摆就会往反方向走，“所以我是一个可以把伯格的《观看之道》和克拉克的《裸体艺术论》放在一起看的学者。”而兼容并蓄——既能够欣赏纯粹的艺术之美，又能够体察艺术背后的政治性——或许对当下人来说是一个更合适的立场。“就像一个时代的大船在向前航行，但是大多数人都在靠右的时候，可能需要少部分人向左迈一步，这样船才不会翻。右翼为先的时候，需要左翼站出来；但是当大家都扑向左翼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人重新站到右边来，这样才能维持一种稳定。”马凌说。

顾铮认为，《观看之道》在七十年代的英国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作品，除了它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性以外，它的拍摄手法（后来被称为“电视随笔”）和书籍的呈现方式（书中有一个章节没有文字，完全由图像构成）也是开创性的。“这个当头棒喝影响确实是深远的，特别是对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英国新艺术史、视觉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注意到，伯格的工作具有某种重新确立研究范式的创新性，甚至令之后的一些学者羞于承认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被伯格引领了，比如美国艺术史学家温尼·海德·米奈（Wernon Hyde Minor）在《艺术史的历史》关于新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的那一章就只字不提伯格的影响。但在他看来，伯格确实为之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作为摄影批评家，顾铮也谈到了伯格在摄影理论方面的建树。伯格认为，摄影本身不能决定对社会事件、现实问题的态度，我们必须对每一张照片进行锚定，必须靠文字说明把图像的意义固定下来，他反复强调不要过度理想化地看待一张照片。在《另一种讲述方式》中，伯格曾做过一个实验，请各行各业的人看一张毫无文字说明的照片，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给这张照片给出了许多不同的阐释。对伯格来说，他一直对图像本身可能引发的歧义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另外，他对蒙太奇手法的兴趣、与摄影家让·摩尔的协同创作，也值得更深入的探讨。

伯格与让·摩尔共合作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是《幸运者》《第七人》和《另一种讲述方式》，《三重生命》对这段合作关系做了认真的分析。这些作品关注的是乡村医生、欧洲移民劳工和山区农民，饱含伯格身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马凌赞同伯格自己的判断，认为《第七人》是他最好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伯格引入了一些此前被忽略的照片使用的方式。当时大量移民偷渡，他们会在离开家乡前拍一张照片，撕成两半，一半留给家人，另一半交给蛇头，在偷渡成功后由蛇头带回作为证明，其家人才会支付费用。“这是我从他的作品中第一次意识到这么深刻的人类学或社会学，或者说有温度的方法，”马凌说，“《第七人》使用的语言是诗人的语言，同时他运用了大量照片，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产品，也能代表七十年代的一种风格，在当时是很前卫的创作方式。”

在人生的后半阶段，伯格隐居在日内瓦的一个山村中，发掘和书写当地农民的生活经验，因此他晚年的思想有很强的地域化倾向。马凌注意到，伯格在晚年“变得柔软了”，他写了大量回忆式文章，用柔软的、令人感动的笔触记录他的所思所想，“他最后能够关注到动物和人的平等，跟他晚年慈悲为怀的心态也是相关的。”马凌认为，有些遗憾的是伯格没能在晚年像霍布斯鲍姆一样认真地写一本自传，让读者看到整个20世纪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圈内的互动情况。“伯格是思维上的多动症，一生中不断跳来跳去，都是很碎片化的记录，没有写成很饱满的长篇回忆录，对我们也算是个遗憾。”

与许多对新媒介充满警惕的学者不同，伯格意识到了电视技术的力量

伯格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他是一位非常乐意与公众对话的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以媒体人的身份活跃在公共舆论场内。斯珀林是这样描述其写作上的公共性的：“身为作家，他赶上了用现代化通信工具创作的年代，当时战后的社会正在进行激进的民主化。在他余下的长期职业生涯中，他继续为尽可能广泛的观众群体书写，也经常出现在电视上。他的写作风格平易近人，这种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旨在更广阔的说服力和可理解性。”

马凌指出，电视自兴起伊始就在知识分子圈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尔迪厄就在《论电视》中提出质疑。但与之不同的是，伯格意识到了电视技术的力量，他可以运用这种力量去帮助弱势群体，反对资本主义，利用这一媒介作为抗争和发声的手段。虽然电视的黄金时代是在八十年代，当时伯格已经退隐江湖，但他依然在不断接触电视媒介，比如在2016年参与拍摄了传记片《昆西四季》。马凌通过这部纪录片认识到了伯格的魅力，“他对人是特别专注的，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他的目光会看着你，一点不扭捏，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点。”

顾铮认为，电视如何在机械复制时代出现后把艺术作为传播内容和实践对象，并由此传播文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而伯格在这当中确实起到了作用，“像扔了一颗手榴弹一样给大家看。”多年来BBC已经形成了一种推出高质量艺术纪录片的传统，克拉克的《文明》（1969）、伯格的《观看之道》（1972）和西蒙·沙玛的新版《文明》（2018）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但顾铮提醒我们注意BBC节目策划者的“小人之心”，某种程度上来说，《观看之道》的激进性亦是为了和此前大受欢迎的《文明》拉开反差，对其进行破坏性颠覆。而到了新千年之后，新版《文明》又需要在意识形态层面有所收敛，“就像刚才说的钟摆来回摆荡。”

马凌表示，作为一位活跃在前电视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伯格著作中存在一个盲点，就是他对技术没有很多讨论。如今电视也已式微，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开始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人类心智可能造成的影响亦是我们时代的热议话题。马凌认为，每代人都在新媒介诞生时有过焦虑，但我们无需过度担忧。在顾铮看来，知识分子迟早需要面对新媒介不断出现、如何进行公共言说的现实问题。即使是布尔迪尔本人，也在晚年的时候频繁上法国电视台。“新的媒介出现，也许会有一个从抵触到逐渐接受的过程，布尔迪厄也出现了这个变化，在薄薄的《论电视》中对它有相当的鄙视，再到后来自己积极地上电视，在不断争辩的过程中面对现实，尤其这个现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到了势不可挡的时候，有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应该要做点什么，要努力一下。”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短视频时代如何捍卫自己的信息社区自主性或许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马凌认为，从媒介平权的角度来说，短视频的意义重大，普通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拍摄、分享自己的见闻；但如果不想被算法推送裹挟，陷入被动接受单一信息的漩涡，我们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学会更好地利用新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