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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无时代》看人生意义: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精神危机就会出现

在维舟看来,无论是天理、公理还是真理,它的提出往往针对的是群体的伦理道德和救亡图存的路径,而非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找到人生的个人意义,这个挑战才刚刚开始。”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上帝已死,人类何为?自尼采于1882年提出“上帝已死”这个著名的论断,拉开西方无神论时代的序幕以来,西方人就为这个问题着迷,苦苦寻找答案。在《虚无时代》一书中,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以这个标志性事件为线索,串联起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将哲学家、诗人、剧作家、画家、心理学家、科学家对该问题的思索编织进一幅宏大的社会图景内。

对上帝的信仰或者幻灭事关人类在何处安放自己的灵魂,而灵魂一直都是沃森关注的思想史重要话题。在前作《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沃森就将“灵魂”选择贯穿思想史的三大观念之一。2018年,他在上海的一场分享会中解释了“灵魂”概念的重要性。沃森认为,和“上帝”相比,灵魂的观念更加普遍——在“上帝已死”之后,灵魂的观念依然存续。对于西方人而言,灵魂观念的产生触发了精神领域的内在转向,即从对某个外在于自身的神祇的信仰转向关注内心如何指引行动,这一转型在人类历史中有着重要意义。

直至今日,如何安放灵魂、如何在孑然一身的世界中找到人生意义依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人的精神变革中,尼采的一句“上帝已死”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思想震荡?为什么在高度世俗化的当下,一部分人依然需要从宗教中寻找慰藉和支持?整个20世纪至今,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奥德赛?物质文化丰裕与经济水平提高一定会带来精神生活的满足吗?日前,上海纽约大学“全球视野下的社会”研究员,政治学、法学博士林垚和专栏作家、书评人维舟在上海建投书局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当我们谈人生意义时我们谈什么?”《虚无时代》新书分享会现场 出版社供图

我们要学习彼得·沃森的写作长处,也要理解他的局限

对谈从两位嘉宾对《虚无时代》的阅读感受开始。维舟表示,沃森的思想史写作的特点是不将之等同于哲学史,而是从研究社会心态变迁这个更广博的视角出发,从艺术、文学、思想观点来判断社会走向,把握社会脉搏的感觉。他认为,虽然沃森的书乍看之下都是“难啃的大部头”,但一旦读进去了,就会发现他的写作实际上有很强的面对公众的意识,向大众读者全景式展现社会变化,“虽然很多哲学界的朋友觉得彼得·沃森也没有提出什么独到的哲学观点,但他不是为了这个,我们不要误解他的写法。他的写作本身就是面向公众的,让你看到社会心态的变化,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维舟提醒读者注意,沃森的写作或许受到了德国思想界的影响,比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就是从戏剧、艺术的角度切入的,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也特别喜欢从艺术作品中考察社会思潮的变化。这种从戏剧、艺术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去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的写作方式是一种非常德国式的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林垚坦承,第一遍阅读《虚无时代》时觉得“完全不对胃口”,在读第二遍时他发现了症结所在——身为政治学、法学学者,他习惯于阅读的思想史写作通常像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那样,关注不同思想家之间的观点和理论碰撞。从学术著作的角度来看,《虚无时代》或许有欠缺之处,但作为一部“不太通俗的大众读物”,它抛开了很多学者会纠结的细节,向读者展现了更多不同的视角——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艺术、文学等等——从创作者们对时代氛围的回应这一角度,展现了同时代人如何思考人生和现代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林垚指出,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于人们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无时代》稍有不足之处在于对时代变迁背后的政治问题如何约束、建构了人们的思考呈现得不够充分。“比如一战、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变化;70年代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如何在世界各个角落重新推动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复兴的浪潮;世界各个大国在中东、非洲部分地区的暗中角力如何扰乱了当地社会经济秩序,导致了宗教思潮,甚至是复古式、极端式宗教思潮的复兴和蔓延。所有这些问题在他的写作中是隐而不现的。”

出版社供图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沃森的时代局限性使然。林垚认为,沃森是在战后欧美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位作家,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尤其是冷战后期到后冷战时代),英国主流社会对政治的理解就是去政治化的,“历史终结论”甚至一度大行其道;而到了他中晚年时期,民粹主义、右翼、宗教复兴等问题重新兴起,但对他年轻时构建起的知识体系已难以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对于这代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更习惯在去政治化的框架下思考所有问题。“所以,当他写作的时候,可能本身也未必意识到社会、政治背后的基本结构如何约束人们对人生意义、道德问题的思考,”林垚说,“这可能是他的局限,但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局限,也许对我们写的书,后人也会指出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尼采说“上帝已死”,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巨变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尼采)最核心、最危险的洞见在于,任何外在的、高于生活的视角都不存在,人们无法通过这种视角来透视生活本身、超越生活本身。”沃森在《虚无时代》中写道。上帝或某种超越性的外在力量的消失是如何掀起思想震荡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理解“上帝已死”这个著名论断的确切含义。

维舟指出,“上帝之死”的过程在尼采之前早已开启。启蒙时代早期就有一种论断认为,上帝相当于一个钟表匠,这个世界就是他打造的一只表,上好发条,表“滴答滴答”地走,钟表匠就无需在旁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有力地打击了宗教——当我们意识到宇宙运行法则是力学的、机械的,上帝还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呢?对于仍然虔诚的牛顿来说,他回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提出世界的运作还需要上帝来施加第一推动力,但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日益深入,宗教虔诚日益动摇。达尔文的进化论进一步重创了宗教信仰,因为此时人们发现,甚至连世界上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它们可以自发地进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采是一个总结者,他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看到了这个真相,然后用一句振聋发聩的“上帝已死”把这个真相说了出来。维舟认为,“上帝已死”对人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人类摆脱了宗教和教会的束缚,得到了解放;但另一方面,人类进入了“渎神的时代”,有些时候单靠人的良知已不足以防范罪恶,比如纳粹大屠杀的恶性在上帝时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纳粹大屠杀(图片来源:Wikipedia)

林垚认为,上帝之死可能带来了一定的道德失序,但它是否必然导致了20世纪的大悲剧仍有待商榷。实际上,在上帝仍在的时代,大规模的暴行亦非罕见,很多暴行甚至就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比如十字军东征、猎巫、宗教裁判所或传教士在殖民地犯下的种种罪行。林垚指出,纳粹大屠杀尤其令人发指,一方面是因为它得到了印刷技术等新型传播手段的记录,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道德感整体得到了进步和提高,几百年前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到了现代社会已无法被容忍,因此纳粹大屠杀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引起了广泛反思。另外,史料显示纳粹的上台实际上也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扶持和帮助。在希特勒掌权的时期,天主教会为他提供了种种意识形态宣传和物质支持,因此在上帝之死和大规模暴行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其实很难讲得通。

“上帝已死”的意义在于完全暴露了神学的内部张力,即全知全能的神与罪恶是否能够共存的道德困境。“尼采说了‘上帝已死’的观点,可见(社会)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帝对于我们的道德思考、人生思考,不发生任何意义,完全可以把这个概念抛弃,相信这种观点的人已经不再仅限于一小圈知识分子,而是已经弥散到社会的很多角落里去了。人们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林垚指出,宗教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为害怕偶然性的人类提供了某种秩序,这种秩序事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法则。如果世界上存在无谓的罪恶和苦难,反过来对上帝的存在提出了非常强的道德挑战。当这种道德困境达到临界点,彻底破除人们对上帝的虔信,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宗教除了提供心灵上、人生意义上、道德思考上的慰藉以外,对许多人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在现代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之前,人们的最低生存保障其实是需要靠社区完成的,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有的社会靠家族,有的社会靠教会,它们形成的社区网络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物质或精神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俗化进程看似一帆风顺无可阻挡,宗教的吸引力也将一直存在。当退出宗教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而国家还未来得及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许多人会落入中间的裂缝,无处寻觅庇护。另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家族、教会形成的传统关系网络,将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也将人抛至种种需要自行承担的风险之中。林垚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在“上帝已死”的口号喊出百年以后,世界各个角落似乎又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痕迹:

“背后的原因不是说人的思想变得更复古了,而是有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原因。尤其在所谓的社会失序、社会失范的群体中,社会原有的脉络和人际关系被撕裂,人类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国家建设能力没有跟上的时候,许多人不得不重新寻求传统互助模式提供的帮助,它们往往是文化上更复古的精英所操持的。”

宗教复兴的根源是现代精神危机,地区不同原因有别

沃森在《虚无时代》导论中提到,世俗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点,而在21世纪伊始,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或者说返回到宗教。虽然他在书中没有对此展开讨论,但在当下,“宗教回潮”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美国,宗教右翼已与共和党深刻绑定,在党派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9·11”事件则让我们意识到宗教极端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暗流涌动。“9·11”二十周年之际,正在阿富汗和美国发生的两件事形成了某种镜像:在塔利班性别政策对女性在公共场合的露面和社会交往施加严苛规定的同时,美国得克萨斯州开始施行全美最严苛的州级堕胎禁令,怀孕六周后的堕胎行为几乎完全被禁止,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怀孕也无法豁免。我们开始发现,学者们分析美国民粹主义,特别是宗教右翼的话语与分析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话语有相似之处。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日,美国华盛顿,数千名美国人在华盛顿聚集,发起拜登政府任内第一次妇女游行,以对抗试图限制女性堕胎权的保守力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对于宗教回潮,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难以理解。在维舟看来,“跟欧洲最像的文明就是我们中国了,”经历了大规模现代化以后,中国人普遍感觉到现代化是与宗教格格不入的,现代化中不应有宗教的位置,宗教是迷信、落后的象征。他也曾如此坚信,并对宗教复兴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但慢慢地他意识到,“宗教复兴是一个现象,背后根源其实是现代精神危机。”维舟认为,现代化在解决了一些老问题的同时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所谓宗教回潮就是人们在遇到新问题的时候回过头去寻找过去的解决方法,可以看作是对现代问题的校正或回击。“我从来没有(对现代性)乐观过,(认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任何痛苦了,新问题或多或少会存在,但我相信回过头去不是一个办法,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去解决。”

林垚援引相关数据指出,在贫富差距越小、社会保障越健全、民主制度越完备、民意表达渠道越畅通的社会,人们的宗教需求就越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欧洲社会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荷兰、挪威、瑞典这些西北欧国家,这些国家信仰宗教的人口比例更低,信仰的浓度也更淡,“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宗教信仰与国家的民生保障和政治发展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

与此同时林垚提醒我们注意,不同国家地区的“宗教复兴”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性质,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美国,教徒人数其实一直在逐年下降,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称无神论者的美国人首次超过了20%(虽然在欧美国家当中依然属于较低水平),且信仰的浓度也在逐年下降,比如许多声称自己是教徒的美国人已不会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美国的宗教问题在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小部分保守派基督徒用宗教来指导政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或许恰恰是被整体性的宗教式微所激发的负隅顽抗——而制度亦在系统性地为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发声赋予更多权重,他们人数虽较少,但一旦活跃起来,竟能牵动美国政治的脉动。在伊斯兰社会,宗教复兴又出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原因,它更多反映了民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失去希望后转向宗教的无奈状况。

对于中国人来说,找到个人人生意义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虚无时代》讲述的是西方人20世纪精神世界的变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历程。维舟认为,中国20世纪的精神变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原来是天理,后来转为公理,最后转向真理。传统中国虽然没有上帝,但有“天”的概念,由天维持人世间的伦理道德秩序。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晚清人发现天理已不足以维系传统道德观,于是从西方引进“公理”的概念,开始相信普世之间一切都可以用公理来衡量。公理的信仰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抬头,但到1914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又破灭了——巴黎和会让中国人愤怒地发现,世间的公理不过是强权逻辑,这在当时的中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危机,包括叶圣陶在内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精神幻灭后不再相信公理。从那时开始,中国变得非常激进,走上了追求力量的真理之路。

在维舟看来,无论是天理、公理还是真理,它的提出往往针对的是群体的伦理道德和救亡图存的路径,而非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找到人生的个人意义,这个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回答读者提问时,维舟表示自己对是否存在一整套人生意义的规范性指引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法律能够保证每个人拥有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情况在追求自己的人生意义。

林垚认为,虽然中国从未存在过一个统摄性的一神论信仰,但将人生中的不确定性交付于某个现实权威的情况是人性使然,一直存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如今有人求神拜佛,有人用星座预测运势,有人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取养生知识,但他提醒我们注意,“把不确定性交付出去,希望别人给你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是把认知权威拱手让给别人——你相信(生活)背后有一套更深的秩序在运作,而这个认知权威体察到了背后的秩序。对于很多人来说,需要时不时把这些认知权威交给那些他们相信能够代表背后一套更深世界运作机制的人,让他们来告诉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追求个人人生意义的另一重重要性来自于,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人意识到,物质并不必然带来精神上的富足。维舟指出,类似的现象其实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年代恰好是欧洲处于巨大繁荣的年代,人们普遍乐观地相信文明和进步迟早能够征服所有的黑暗和愚昧,但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欧洲文明坍塌带来了欧洲人对精神世界的内在探索,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某种意义上正是反映了这种转向。“类似精神危机的现象在社会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维舟说,“以前你认为物质、消费能够给你带来幸福感,但很快你会发现这种幸福感要么是短暂的,要么是令人厌倦的,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醒悟到,我需要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我的人生不应该这样过完,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考虑的。”

林垚认为,历史在振荡中发展,每过几十年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经济发展有上行和下行期,个人能够获得的时代机遇有多有少,在社会越来越紧张、内卷,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人生意义匮乏的问题会反复出现。当下年轻人抱怨人生匮乏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此。在林垚看来,我们需要借鉴存在主义者的观念,在孑然一身的世界中存在,个人能够依靠的唯有自身的行动:

“存在是先于意义本身的,存在应该创造意义,但意义不是自然而然在那里等着你的,只有在生活的过程中去发现。生活本身是一种行动,一种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为自己、为社区、为社会创造出意义。如何去创造?可能需要你不断地学习、思考、消化,同时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去,跟他人发生连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觉得生活过得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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