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批评全球化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在习惯了阅读由西方思想家撰写的此类作品之后，《逆流年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作者是一位有左翼背景的以色列国际政治记者。在这本书中，纳达夫·埃亚尔（Nadav Eyal）为读者全景式呈现了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涌现的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强烈反对。

在过去几十年中尽享全球化时代红利的人往往难以理解这股“逆流”始于何处。当下我们熟悉的全球化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原材料全球开采，劳动力广泛分布，资本自由流动。它由二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的全球共识构建而成，期间达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成就——显著提升全世界的生活水平。这一进程在柏林墙倒塌后进一步加速，埃亚尔援引数据指出，在那之后的25年间，每天都有12.8万人脱离贫困。埃亚尔将这一时期称为“责任时代”——战火余烬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主动远离好战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追求和平、建立共识和互惠合作。

但9·11事件为这个时代画上了休止符。与许多人一样，埃亚尔最初只是将9·11看作恐怖主义全球战争的开端，但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一轰动全球的事件具有某种更深远的意义，“作战的一方相信世界正在缓慢走向政治和文化一体化，而另一方视此种前景为噩梦，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它实现。困在两方当中的则是中产阶级，尤其是西方的中产阶级。他们在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摇摆不定，在特定的身份和普世价值观之间犹豫不决。”物质条件的恶化——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了中产对安全感、身份认同和生计岌岌可危的恐慌，这股情绪汇流成了越来越响亮的、排斥全球化及其现有权力结构的声音，也导致了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等一系列逆全球化现象。

在结束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报道后，纳达夫感到自己刚刚目睹了全球化马赛克的又一块镶嵌物的产生，这与他这些年走访全球各地所目睹的人与事联系在了一起：斯里兰卡人与野生大象的冲突愈演愈烈，后者的自然栖息地在经济发展中日益萎缩；英国极右翼分子告诉他，只有将宗教和族群放在首位才能避免内战，若干年后他的疯狂设想——英国脱欧——成为了现实；德国新纳粹分子叫嚣“穆斯林在逐步占领这个国家”；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坚称欧盟是精英们谋福利的骗局；普通美国人不再确定自己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担负“帝国义务”的全球强国还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国家；试图逃离战火的叙利亚难民在重重敌意中艰难地穿越边境线……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叛者”的故事如拼图般拼凑出一幅清晰的图景，“全球秩序已不再能维系下去，人们感到了这一点并因此反抗。”

纳达夫在书中写道，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进一步揭露了20世纪政治退化以无力解决当下挑战的事实。世界正处于一个激变时刻，全球秩序亟需变革。在他看来，人们既能为民族和宗教而战，也能为自由、科学、理性、互惠合作等普世价值观而战。关键在于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建立与之匹配的全球化责任和权力来管理它。在一个更好版本的全球化图景里，“（全球化）必须让那些有可能被全球化力量碾压的社群获利，而且应当把它们作为重点。只有一个聚焦正义的故事才能将人们团结起来，给人们以力量。”

01 夹在东西方之间，以色列人具备远距离观察欧洲和美国的特殊优势

界面文化：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吧：是什么启发了你写《逆流年代：来自反全球化运动一线的报道》？

纳达夫·埃亚尔：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我在离开美国时下意识地感到，唐纳德·特朗普的意外胜选是全球化马赛克的其中一块镶嵌物。作为一位记者，我观察到了这幅拼图的许多部分，它们渐渐汇聚成了一幅清晰的图景。多年来我采访过极端分子（既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法西斯分子），我曾在巴尔干半岛与叙利亚难民并肩前行，也曾去过那些遭受气候变暖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对我来说，这一切都联系在了一起：全球秩序已不再能维系下去，人们感到了这一点并因此反抗。我得到了出版一本书的邀约，一家以色列出版社对我在特朗普胜选前的报道印象深刻——我早就预言了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因此我决定写一本视角更宏观整体的书，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界面文化：我认为有趣的一点是，一位以色列记者在阐释近年来的反全球化思潮，因为中国读者读过的此类作品通常是由西方思想家写的。你的采访对象包括德国新纳粹主义者和反对移民的欧洲政客，我猜采访过程对你来说可能会有些尴尬。你是否认为你的身份让你以一种与西方思想家不同的方式理解全球化呢？

纳达夫·埃亚尔：毫无疑问，我所受的教育和思考方式有西方影响，但我不是西方人。首先，我来自亚洲，来自中东，我的家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好多代。其次，我们犹太人本身就是亚洲人——虽然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融入了西方。以色列是一个位于西方世界边陲的小地方，永远夹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因此我确实认为我具备远距离观察欧洲和美国的特殊优势。犹太人往往来自五湖四海，这也让我们能够快速熟悉陌生之地。我的祖父是一位波兰籍犹太人，他娶了一位黎巴嫩犹太女子，祖父母一位来自东欧，一位说阿拉伯语。我相信这种文化灵活性深根于我们家族的基因中。

界面文化：能告诉我们一件你环游世界时发生的但没有记录在书中的趣事么？

纳达夫·埃亚尔：我记得我第一次爬长城的时候，突然理解了这项工程的宏伟庞大，以及它背后的帝国意图。那次北京之旅，我很幸运地住在离长城不远的地方，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去爬长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便在于意识到人类是多么相似，又是多么不同。在长城上，我感受到了中国文明。

界面文化：《逆流年代》已经被译介到多个国家。目前为止你注意到的最有趣的读者反馈是什么？这本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如何？

纳达夫·埃亚尔：很有趣的是，我发现理解我的意图的读者不是来自东方——比如巴基斯坦——就是来自东欧。这本书在英语世界也得到了一些正面反馈，《金融时报》将这本书列入了夏季阅读书单，但它在意大利、波兰等国获得了最多的反响。

02 9·11标志着“责任时代”终结，特朗普的政治遗产是政治已死

界面文化：“逆流”是什么？为什么你认为9·11是当今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满源头？在过去20年时间里，你自己对9·11事件的理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纳达夫·埃亚尔：当然。和许多人一样，我曾认为9·11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战的开端，但这种想法太狭隘了。9·11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时代从二战结束开始，在书中我称之为“责任时代”（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多数大国承认科学和理性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方法，虽然它们在具体实践上有所分歧：共产主义国家相信教育、工业化和社会公平的力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强调自由市场、政策计划和全球化。苏联解体后，许多人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但9·11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责任时代让我们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但也创造了一个对许多人来说无法长久持续的系统，威胁到了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什么是“逆流”？逆流是一种情绪——我们的权力结构运作不畅，不是腐败空洞，就是不合时宜。人们希望能够取代它，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界面文化：这本书从多方面分析了近年来全球各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抗，向读者展示了“逆流”的成因不是单方面的。从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到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你与许许多多的人交谈，将他们分门别类地归为原教旨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极右分子和极左分子。这本书的观点引人深思，但我感到其中讨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部分有些彼此冲突。你是否能再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说民粹主义不适合用来描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纳达夫·埃亚尔：简单来说，这是因为民粹主义描述的是一种不同的现象。民粹主义者的提问方式是纵向的：是谁在主宰社会，谁在上面，谁在下面？然后他们允诺会改变这个社会权力机制。一个民粹主义者通常说，“人民”失去了权力！我会确保他们将再次掌权！

一位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者认为问题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问题不是谁在上面谁在下面，而是谁属于我们的群体，谁是我们当中的叛徒，鉴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民族/性取向，我们应该将他们驱逐出去。

民粹主义者问，谁在主导这场游戏；种族主义者问，谁在偷偷毁掉这场游戏。这两种思考方式都会毒害社会的健康发展。西方思想家们最初称特朗普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完全忽视了他自己说过的话——“我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用这个词来形容我。”这些定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社会中的真实问题。

界面文化：为什么中产阶层往往是政治极端主义最热诚的支持者？

纳达夫·埃亚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底层人民往往忙于生计，或教育子女，思考的是如何脱离贫困之类的问题。1%的社会精英则对现状非常满意，享受物质成功和掌权的感觉。这样就只剩下中产了。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一种更有意义的思考方式是回顾历史。中产的大规模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新阶段，革命往往由他们发起是有道理的。他们有余裕去反思根深蒂固的信仰和成规，他们也不会被空虚的经济成功束缚住手脚。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转向了极端主义，但大多数人在思考其他方案。

界面文化：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会是什么？你是否认为美国有能力修补党派政治造成的社会撕裂？

纳达夫·埃亚尔：我认为美国已经到了一个严峻时刻，只有一场巨大的社会事件——我想象不出来那会是什么——才能重新激活社会主流。特朗普的政治遗产是政治已死，或至少濒临死亡。这里的政治指的掌控权力的艺术——言辞不再有意义，法规不再有意义，最重要的是，事实如今被视作敌人。而这一切都被社交媒体精心构建、有利可图的回声系统强化了。我在书里也写了，在特朗普的世界里，没有比特朗普自己更重要的东西。

界面文化：在承认全球化为许多人带来好处，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同时，你并没有停止批评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削其他地方。我认为西方内部逐渐蔓延开来的对全球化的不满（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仅为其中几个例子）也在提醒我们，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已不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在西方内部，如今也有全球化的输家或牺牲者。这个现实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全球化的权力结构呢？

纳达夫·埃亚尔：全球化已不再稳定。从19世纪开始，西方习惯了国际贸易对自己有利，如果不是，他们就动用武力，发动鸦片战争即为一例。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全球南方和东方落地生根，鼓励许多人推翻殖民主义。现代帝国以自由主义为盾，做出家长式的主张——我们会主导这场游戏的。他们是这么对印度说的，因为你们“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童”，正如英国作家吉卜林所写的那样。然而，自由主义思想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大英帝国不希望印度解放，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回到你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亚洲社会中的许多人感到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但同时也有许多美国人感到生活变得更糟了。这改变了一切，因为美国曾是当代全球化的缔造者和守护者。

03 全球化繁荣之河不再只向一个方向流动

界面文化：这本书没怎么谈到以色列。在如今的全球化骚动中，以色列处于什么位置？

纳达夫·埃亚尔：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像我们这种规模的国家——比如瑞典、荷兰、瑞士等等——全球化利大于弊，只要各个国家遵守规则，大国不霸凌小国。因此，创新对我们很重要。我认为以色列人对过去30年来全球化对以色列的成功和繁荣做出的贡献还缺乏感激。

界面文化：如果将新兴国家纳入当下全球化危机的相关讨论中会很有趣。在你的观察中，它们对全球化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要如何理解一些新兴国家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里，新兴国家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纳达夫·埃亚尔：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威胁，我注意到它在我的国家也出现了。并不是说想参与国际贸易我们就不能有民族主义领导人，我们是可以的，但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会渐渐消失。看看现在在发生什么吧。西方发起了这一波全球化（顺便说一句，这不是历史上的首次），但如今看到繁荣之河不再只向一个方向流动，西方部分地区就想完全抛弃全球化了。一个显然的出路是，那些在全球化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国家将填补空缺，但政治没有那么简单干脆。许多亚洲社会感到这条河流不仅带来商品和繁荣，也带来了可能威胁到本土传统和权力结构的思想。

界面文化：书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是全球化本应鼓励流动，但人口流动却是唯一的例外。在我们已对边境控制习以为常的当下，这个观点似乎有一点反直觉。鉴于人口流动（主要是移民和难民保护）在当下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你是否认为这一现状在未来会改变？我们是否能想出调和移民矛盾的方案？

纳达夫·埃亚尔：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人口快速下降，如今全球各地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许多社会的生育率跌到了2.1的更替水平以下。为了社会繁荣，国家之间会为人口彼此竞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将目睹这一情况。

界面文化：你在这本书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下的全球秩序已不可维系，我们需要在很多方面发起变革。你认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们要如何抵达那个世界？

纳达夫·埃亚尔：这个问题涉及太多内容了。基本上来说，我们需要从我们理解的问题入手，尊重事实和科学。我们应该建立全球税收体系，超级富豪和全球企业将不再能轻易逃税。我们应该改变联合国体系，让国际组织有更多权力，我们不能再允许全球化的世界不担负起全球责任，我们需要给予失声地区更多关注和发言渠道，比如非洲、南美和中南美洲。我们需要立刻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它们正在威胁我们所有人。在这本书的结尾我写道：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我们没有权力去执行它。让我们去获得那些权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