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从齐白石到李可染,中国画也可以是现代艺术?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从齐白石到李可染,中国画也可以是现代艺术?

“中国画”要如何纳入现代性叙事,成为中国艺术现代化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宝龙美术馆的展览“现代的脉动”尝试给出一种回答。

吴冠中《荷塘》图片来源:上海宝龙美术馆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后将大肆劫掠而来的贵重战利品,如瓷器、玉器、丝绸等带回欧洲。欧洲士兵们贪婪的目光没有在一幅古旧的山水画上过多停留:没有人费心思把这幅由元代画家王蒙创作的、收录在清代宫廷所辑目录中的《幽壑听泉图》带走,它的中心上方只留下了一个军靴的印痕。在当时的欧洲观众面前,这幅画是“不可见”的——他们对所谓正统的“中国绘画”毫无概念,皇室收藏的重要画作没有一幅因洗劫圆明园而直接流入西方。仅仅40年后,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当八国联军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进驻北京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被带离清宫,送进大英博物馆,成为该馆标志性的中国馆藏之一。可见,此时西方观众已了解了何谓“中国绘画”。

与此同时,在民族存亡的巨大压力和焦虑下,中国人对自身绘画传统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画”被冠上了“中国”的定语,用来强调某种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实践。在《谁在看中国画》一书中,英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指出,“中国画”是在20世纪早期被中国内部、日本、欧洲和北美各地紧密结合共同创造出来的概念。“国画”一词从1920年代开始成为主流,意在代表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绘画形式。在柯律格看来,它造成的一个意外结果是,“中国画”在变得“传统”的同时,中国被置于一种“文化”地位,“在西方以外的世界里成为本身就可以定义现代性的非现代群体中的一员。”为此,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等二元对立长期存在于人们对现代中国绘画的理解中。

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直至今日,中国画似乎都与当代艺术有些格格不入,上海宝龙美术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藏展“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试图打破的正是这一固有印象。这场在建馆四周年之际开幕的展览跨越百年,以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件作品,追溯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现代化之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共振的历史。展出作品从齐白石于1931年前后创作的《咫尺天涯-山水册》到2020年KAWS创作的《峰回路转》,横跨近百年。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流动的形象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现代的脉动”在6000多平米的展览空间中呈现,分为“内在的现代”、“普遍的世界”、“流动的形象”、“时间的涡流”、“范式与时势”、“自性与共情”六个单元。从“内在的现代”开始,观众率先欣赏到目前国际上风头最劲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好几位近年来在上海举办过个展,比如蔡国强、草间弥生、KAWS、亚历克斯·卡茨、松山智一等),顺着一号厅“时间的涡流”的螺旋状坡道向上,墙面上的画作从当代艺术开始时光倒流到中国近现代艺术,引导观众进入二楼展厅的两个以中国画为主题的单元“范式与时势”和“自性与共情”,其中不乏黄宾虹、张大千、吴冠中、黄永玉、林风眠等名家之作。

展览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担任总策展人,后者又邀请了策展人孙冬冬共同负责策展工作。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孙冬冬指出,中国画的概念涉及到建立主体性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他同意柯律格的观点,中国画的确是在文化他者和民族国家概念出现后的产物。然而他认为,在中国画的语境内,“传统”与“现代”并非不可统一——“中国的转型当中包含了对传统的重新认知。传统不是和现代割裂的,而是被重新吸收进来。”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时间的涡流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在他看来,当下备受年轻人追捧的“国风”、“国潮”或许就是一个例证,证明了文化认同之强韧——中国艺术某种永恒的美在当代社会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与此同时,孙冬冬认为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要长久地传承下去,需要保持某种开放性,“只有文化信息越多,和世界交流越多,才能显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此次展览将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一齐展现在观众面前,亦是希望观众能够发现人类生活的共通性,“这是艺术对普通观众的魅力所在。”

对话策展人孙冬冬:中国画的内在核心一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理想与期待

界面文化:在参观展览时印象很深的一点是“现代的脉动”打破了惯常的展览类别,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认为国画和当代艺术作品不太会放在同一场展览里。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语境内,现代性是一个颇具有内在张力的概念。在这一场展览中,“现代性”的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重构的?

孙冬冬:时间和现代性的发展是不均质的,它们以一种很复杂的关系捆绑。举个例子,上海在100年前就已经超过了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甚至一度超过了东京、香港地区,率先成为“东方之珠”。在当时上海一定是亚洲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但按照革命时代的现代性,它对上海的认知、叙事和改造就完全不同。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内在的现代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但我们总是认为传统属于过去,感觉和现代是割裂的。虽然可能现在很多观众对中国画缺乏了解,甚至没有兴趣,但中国画里投射的那些非物质性的东西其实一直在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远离随着全球化不断加剧,一部分人会被裹挟其中,但另一部分人在尝试回答“到底什么是中国”的问题,文化主体性是被激发出来的。

关于中国画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展览中一方面用“范式与时势”单元提示中国画如何随着时代改变;但另一方面,“自性与共情”单元提醒我们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我们的文化认同是不变的,认同些什么是需要思考的

界面文化:英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认为,“中国画”是在20世纪早期被中国内部、日本、欧洲和北美各地紧密结合共同创造出来的概念。一个意外后果是,“中国的”被等于“传统的”(因此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则被视为一种模仿(因此也不是中国的)。在此次展览中,我们要如何理解“中国画”这个概念呢?

孙冬冬:中国画的概念涉及主体性的问题。以前中国画就是书画,没有他者也就没有了具体的参照。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画的概念是被建构出来的。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独立自主成为走向现代的内在动力,中国画的概念是在这样一种外部压力中文化焦虑的体现。相对地,油画引进中国之初被称为“西画”,就是为了和中国本土的绘画传统区分开来。但慢慢地我们也不用“西画”这个称呼了,就叫它油画,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认同和吸收了油画所代表的西方异质性的文化,我们不再以“中-西”的方式看待这种绘画媒介,而是从材料的角度去看。

但中国画为什么还叫中国画?这和这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有关。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中国画这个概念的原因是,虽然我们在不断走向现代,但西方走的那条现代化道路和我们的道路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我们一方面强调差异,另一方面也在探索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所以有些东西不会轻易地把“中国”二字去掉。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范式与时势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我也在思考“中国”和“现代”是否可以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单纯从中国画的角度去思考,而是应该去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没有经历其他很多曾遭遇殖民侵略的国家的分裂,这里固然有很多历史的偶然,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内在凝聚力。哪怕是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想的革命者在面对中国具体问题时依然承袭了很多中国传统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转型当中包含了对传统的重新认知,传统不是和现代割裂的,而是被重新吸收进来

洋为中用、古今之辩,都是中国面对世界和变化的方法;有时候我们更多看到了方法和手段,但忽略了行动者的意识和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传统的认知出现偏差。如果认为传统只是表面上的风格变化,只从物质层面评判中国画,会削弱精神传承的重要性——它是渗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像文化基因一样。

界面文化:除了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常玉、林风眠、李可染等中国艺术史大家的作品之外,此次展览的两个中国画展厅内也展出了一些新生代中国画艺术家在近年创作的作品。根据你的观察,中国画传承至今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

孙冬冬:有三个维度在展览中都出现了。第一,中国画的现代化是一个“文化下行”的过程,它走向民众和社会,不再只是单纯的精英阶层的美术,寻求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为什么齐白石会被反复提及?他是木匠出身,代表的是属于人民的、雅俗共赏的趣味。但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和八大山人等明代文人画传统是有内在联系的。

第二是专业化。在现代美术教育引进中国之前,绘画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吴昌硕就是一位专业画家——虽然他是一个家学渊源很深的知识分子,但他的身份是专业画家,和一般认知中的文人画画家是不同的,这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标准。

第三是科学对中国画的影响。观众在现场看展会发现,民国时期有很多画看起来特别像照片,这肯定是受到了摄影技术的影响,这种光影变化在传统中国画中是看不到的。李可染的《韶山》就是将摄影术引入了绘画中,用背光效果去体现摄影的影响。李可染原本是学习西画的,这种技术、摄影和图像的联系,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画实践,如今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完全是把图像以中国画的方式放在了宣纸或绢上。

徐累《青花树》(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中国画发展至今有一种辩证关系,有人在不断推进,希望把中国画当代化,也有人不断回溯传统。虽然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化,但内在的核心一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理想与期待。对于展览中中国画的部分,我按照抒情的理论去阐释中国文化认同中的一些线索——不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还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

界面文化:近年来“国风”盛行,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在不断提升,包括很多人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兴趣似乎要大过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兴趣。请问你对这个现象有怎样的观察?

孙冬冬:艺术博物馆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观众的观展热情在提高,很多年轻人或者年轻家长会带着父母孩子去看展。我们的现代性经验越来越充足了,有了更多的参照之后,可能会从一些原本以为具有根本性差异的东西中看到某种共通性,而后才会对自身的传统重新焕发兴趣。这可能就是艺术的魅力。我们在强调时代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艺术的永恒性,是它让时代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对于“国潮”,我们现在感觉更多是一种时髦潮流,但其中是不是有永恒的美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去阐释这个现象的话,我们也看到了随着国家富强,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艺术的价值能激发人们生命当中超越世俗性的那一面。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普遍的世界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2021年11月19日-2022年5月18日,“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展出。)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从齐白石到李可染,中国画也可以是现代艺术?

“中国画”要如何纳入现代性叙事,成为中国艺术现代化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宝龙美术馆的展览“现代的脉动”尝试给出一种回答。

吴冠中《荷塘》图片来源:上海宝龙美术馆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后将大肆劫掠而来的贵重战利品,如瓷器、玉器、丝绸等带回欧洲。欧洲士兵们贪婪的目光没有在一幅古旧的山水画上过多停留:没有人费心思把这幅由元代画家王蒙创作的、收录在清代宫廷所辑目录中的《幽壑听泉图》带走,它的中心上方只留下了一个军靴的印痕。在当时的欧洲观众面前,这幅画是“不可见”的——他们对所谓正统的“中国绘画”毫无概念,皇室收藏的重要画作没有一幅因洗劫圆明园而直接流入西方。仅仅40年后,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当八国联军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进驻北京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被带离清宫,送进大英博物馆,成为该馆标志性的中国馆藏之一。可见,此时西方观众已了解了何谓“中国绘画”。

与此同时,在民族存亡的巨大压力和焦虑下,中国人对自身绘画传统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画”被冠上了“中国”的定语,用来强调某种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实践。在《谁在看中国画》一书中,英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指出,“中国画”是在20世纪早期被中国内部、日本、欧洲和北美各地紧密结合共同创造出来的概念。“国画”一词从1920年代开始成为主流,意在代表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绘画形式。在柯律格看来,它造成的一个意外结果是,“中国画”在变得“传统”的同时,中国被置于一种“文化”地位,“在西方以外的世界里成为本身就可以定义现代性的非现代群体中的一员。”为此,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等二元对立长期存在于人们对现代中国绘画的理解中。

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直至今日,中国画似乎都与当代艺术有些格格不入,上海宝龙美术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藏展“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试图打破的正是这一固有印象。这场在建馆四周年之际开幕的展览跨越百年,以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件作品,追溯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现代化之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共振的历史。展出作品从齐白石于1931年前后创作的《咫尺天涯-山水册》到2020年KAWS创作的《峰回路转》,横跨近百年。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流动的形象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现代的脉动”在6000多平米的展览空间中呈现,分为“内在的现代”、“普遍的世界”、“流动的形象”、“时间的涡流”、“范式与时势”、“自性与共情”六个单元。从“内在的现代”开始,观众率先欣赏到目前国际上风头最劲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好几位近年来在上海举办过个展,比如蔡国强、草间弥生、KAWS、亚历克斯·卡茨、松山智一等),顺着一号厅“时间的涡流”的螺旋状坡道向上,墙面上的画作从当代艺术开始时光倒流到中国近现代艺术,引导观众进入二楼展厅的两个以中国画为主题的单元“范式与时势”和“自性与共情”,其中不乏黄宾虹、张大千、吴冠中、黄永玉、林风眠等名家之作。

展览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担任总策展人,后者又邀请了策展人孙冬冬共同负责策展工作。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孙冬冬指出,中国画的概念涉及到建立主体性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他同意柯律格的观点,中国画的确是在文化他者和民族国家概念出现后的产物。然而他认为,在中国画的语境内,“传统”与“现代”并非不可统一——“中国的转型当中包含了对传统的重新认知。传统不是和现代割裂的,而是被重新吸收进来。”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时间的涡流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在他看来,当下备受年轻人追捧的“国风”、“国潮”或许就是一个例证,证明了文化认同之强韧——中国艺术某种永恒的美在当代社会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与此同时,孙冬冬认为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要长久地传承下去,需要保持某种开放性,“只有文化信息越多,和世界交流越多,才能显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此次展览将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一齐展现在观众面前,亦是希望观众能够发现人类生活的共通性,“这是艺术对普通观众的魅力所在。”

对话策展人孙冬冬:中国画的内在核心一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理想与期待

界面文化:在参观展览时印象很深的一点是“现代的脉动”打破了惯常的展览类别,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认为国画和当代艺术作品不太会放在同一场展览里。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语境内,现代性是一个颇具有内在张力的概念。在这一场展览中,“现代性”的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重构的?

孙冬冬:时间和现代性的发展是不均质的,它们以一种很复杂的关系捆绑。举个例子,上海在100年前就已经超过了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甚至一度超过了东京、香港地区,率先成为“东方之珠”。在当时上海一定是亚洲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但按照革命时代的现代性,它对上海的认知、叙事和改造就完全不同。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内在的现代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但我们总是认为传统属于过去,感觉和现代是割裂的。虽然可能现在很多观众对中国画缺乏了解,甚至没有兴趣,但中国画里投射的那些非物质性的东西其实一直在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远离随着全球化不断加剧,一部分人会被裹挟其中,但另一部分人在尝试回答“到底什么是中国”的问题,文化主体性是被激发出来的。

关于中国画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展览中一方面用“范式与时势”单元提示中国画如何随着时代改变;但另一方面,“自性与共情”单元提醒我们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我们的文化认同是不变的,认同些什么是需要思考的

界面文化:英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认为,“中国画”是在20世纪早期被中国内部、日本、欧洲和北美各地紧密结合共同创造出来的概念。一个意外后果是,“中国的”被等于“传统的”(因此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则被视为一种模仿(因此也不是中国的)。在此次展览中,我们要如何理解“中国画”这个概念呢?

孙冬冬:中国画的概念涉及主体性的问题。以前中国画就是书画,没有他者也就没有了具体的参照。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画的概念是被建构出来的。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独立自主成为走向现代的内在动力,中国画的概念是在这样一种外部压力中文化焦虑的体现。相对地,油画引进中国之初被称为“西画”,就是为了和中国本土的绘画传统区分开来。但慢慢地我们也不用“西画”这个称呼了,就叫它油画,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认同和吸收了油画所代表的西方异质性的文化,我们不再以“中-西”的方式看待这种绘画媒介,而是从材料的角度去看。

但中国画为什么还叫中国画?这和这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有关。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中国画这个概念的原因是,虽然我们在不断走向现代,但西方走的那条现代化道路和我们的道路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我们一方面强调差异,另一方面也在探索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所以有些东西不会轻易地把“中国”二字去掉。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范式与时势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我也在思考“中国”和“现代”是否可以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单纯从中国画的角度去思考,而是应该去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没有经历其他很多曾遭遇殖民侵略的国家的分裂,这里固然有很多历史的偶然,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内在凝聚力。哪怕是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想的革命者在面对中国具体问题时依然承袭了很多中国传统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转型当中包含了对传统的重新认知,传统不是和现代割裂的,而是被重新吸收进来

洋为中用、古今之辩,都是中国面对世界和变化的方法;有时候我们更多看到了方法和手段,但忽略了行动者的意识和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传统的认知出现偏差。如果认为传统只是表面上的风格变化,只从物质层面评判中国画,会削弱精神传承的重要性——它是渗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像文化基因一样。

界面文化:除了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常玉、林风眠、李可染等中国艺术史大家的作品之外,此次展览的两个中国画展厅内也展出了一些新生代中国画艺术家在近年创作的作品。根据你的观察,中国画传承至今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

孙冬冬:有三个维度在展览中都出现了。第一,中国画的现代化是一个“文化下行”的过程,它走向民众和社会,不再只是单纯的精英阶层的美术,寻求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为什么齐白石会被反复提及?他是木匠出身,代表的是属于人民的、雅俗共赏的趣味。但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和八大山人等明代文人画传统是有内在联系的。

第二是专业化。在现代美术教育引进中国之前,绘画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吴昌硕就是一位专业画家——虽然他是一个家学渊源很深的知识分子,但他的身份是专业画家,和一般认知中的文人画画家是不同的,这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标准。

第三是科学对中国画的影响。观众在现场看展会发现,民国时期有很多画看起来特别像照片,这肯定是受到了摄影技术的影响,这种光影变化在传统中国画中是看不到的。李可染的《韶山》就是将摄影术引入了绘画中,用背光效果去体现摄影的影响。李可染原本是学习西画的,这种技术、摄影和图像的联系,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画实践,如今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完全是把图像以中国画的方式放在了宣纸或绢上。

徐累《青花树》(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中国画发展至今有一种辩证关系,有人在不断推进,希望把中国画当代化,也有人不断回溯传统。虽然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化,但内在的核心一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理想与期待。对于展览中中国画的部分,我按照抒情的理论去阐释中国文化认同中的一些线索——不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还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

界面文化:近年来“国风”盛行,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在不断提升,包括很多人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兴趣似乎要大过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兴趣。请问你对这个现象有怎样的观察?

孙冬冬:艺术博物馆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观众的观展热情在提高,很多年轻人或者年轻家长会带着父母孩子去看展。我们的现代性经验越来越充足了,有了更多的参照之后,可能会从一些原本以为具有根本性差异的东西中看到某种共通性,而后才会对自身的传统重新焕发兴趣。这可能就是艺术的魅力。我们在强调时代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艺术的永恒性,是它让时代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对于“国潮”,我们现在感觉更多是一种时髦潮流,但其中是不是有永恒的美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去阐释这个现象的话,我们也看到了随着国家富强,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艺术的价值能激发人们生命当中超越世俗性的那一面。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普遍的世界展区,2021(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2021年11月19日-2022年5月18日,“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展出。)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