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未来，在21世纪的末尾，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书写于2010年代的文学之中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一群怎样的我们、一种怎样的生活？

为他的畅销作品《我的奋斗》系列交上答卷之后，克瑙斯高要为艺术项目“未来图书馆”创作，参与这个项目的还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大卫·米切尔。

年届不惑的郭敬明还在唱“青春调儿”，却已没有人再为“郭氏青春”买单。“不愿长大”的郭敬明，已经到了不得不“长大”的时候。

今年的诺奖据称将“开拓我们的视野”，扭转长久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主导”倾向。但目前的赔率榜更像是几个欧洲文学奖综合并混入此前Ladbrokes赔率榜的结果。

唐娜·塔特笔下的女性角色通过了贝克德尔测验且性格各异，但经由不靠谱的男性叙事者的叙述，她们变得模糊难懂。

翻译中的“不可能” 往往承载了更多的挑战和诗意，“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他乡来确认故乡的模样，需要别处的生活来印证此处的生活，印证我们自己做出的一种选择”。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与续作之间相隔三十年。相比之下，乔治·R·R·马丁新作《凛冬的寒风》让读者苦等的这么多年似乎也不算漫长。

作为新概念最早走出的两位作家，韩寒与郭敬明曾一度被视为 80 后的两个标志人物，他们起点类似，过程大相径庭，最终却在很大程度上殊途同归。

挪威曾经历了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似的急速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巨变，只不过挪威腾飞的导火索是石油资源在六十年代末的发现。那改变了一切。

“不用在意做不到的事、读不完的书。”陈以侃说，即使我们每天看一本书，一天结束，还是会错过其他五千本，不能一直为自己碰触不到的东西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