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出现以前的世界与铁路出现以后的以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迥然不同……铁路改变了人们看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方式，还因为它直接改变了景观本身。”

在《铁路的荣光》里，躺在病床上四肢不得动弹的托尼·朱特依旧思索着铁路对人对生活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这是《事实改变之后》中的一篇文章，今年一月份由三辉出版公司引进出版。在托尼·朱特的作品中，关注“铁路”诸如此类的实用性小词，似乎不多。小词背后，依旧是宏大的社会思潮政党迭替及历史沿革。

无处不思想，是我接触托尼·朱特作品的第一感受，这种感受强烈地串穿始终。“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在一个群体中生活”“我们成为封闭的个人，失去了为所有人共同的利益共享公共空间的能力（《让火车回归》）”，他的每一本作品出版，每一句文字表达，都击中要害直指内心。

托尼·朱特对人类个体自私、狭隘、趋利避害、犬儒主义乃至社会道德腐蚀及瓦解的警醒，对爱、忠诚、尊严、坚持真理等价值意义的坚持，屡屡唤起当下的我的精神惊厥、心智羞赧和行动的无地自容。

是的，在我庞杂的阅读谱系中，托尼·朱特引进之前的世界与之后的世界迥然不同，他改变了我看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方式，甚至直接改变了我周围的世界景观。

不得不承认，尽管我竭力梳理他的人生脉络，却始终走不进他的思想内核。

为一颗真诚的心正名

《事实改变之后》是托尼·朱特的最后一本文字结集，虽为佚文散记甚至只言片语，却似一记思想的回光返照，一如既往地富有洞见。不同之前作品，它更像是一本为托尼·朱特正名的书，操手是他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和儿子丹尼尔。

托尼·朱特在世前，面对学术界内外各种批评声和多种误读，他习惯于自己面对、还击、与左派及右派进行无休止的争吵，用规范角度进行道德叙事，顶着 “斗士”头衔，义无反顾特立独行。

去世后，这本散落各处文章的结集，则由珍妮弗·霍曼斯以自己的方式作为另一种表达发出声音，收录的是托尼·朱特自1995年至2010年间发表在《纽约书评》《新共和》及《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他生病直至去世的这段时间），日渐麻木的四肢躯干并不妨碍他以最坚强的意志力让思想日夜运转，密集又牢靠的大脑储存资料库争分夺秒启承转合，对被遗忘观念的重访，对当下时髦社会思潮的仔细检视，对同侪学术观点或是思想认知发起理性评判，在事实改变之后对历往各种论点进行修正……

所涉领域几乎涵盖了托尼·朱特一直以来思考和关心的公共议题：从大屠杀到以色列，从不受限制的市场缺陷到不负责任的国家义务，从资本主义困境到启蒙运动的道德话语，从新的不安全时代到受冒犯的正义感或公平感，从环境福祉到人身安全……

文章有的是在他逝世之后发表的，如《铁路的荣光》作为《远动》一书的一节2010年发表；《让火车回归》2011年1月发表于《纽约书评》上。《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是他生前（2009年）在纽约大学所做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有的是未完成稿，如《还要做什么？》，写于2009年夏天，文章一直没有完成，在书中珍妮弗·霍曼斯以草稿的形式首次发表。

珍妮弗·霍曼斯选编的目的很直接，遵循一颗“真诚之心”。托尼·朱特在思想演变过程中一直认为，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去说过去不是什么样的，而是去说过去是什么样的——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以正确、公正的视角去讲述一个有说服力的、表达清晰的历史。时间顺序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或者文学上的惯例，从历史上看，它甚至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时间的顺序在这里变得异常重要，它像是一条生命线，游走于各时期的思想观念之中，一年前与一年后的绝不一致，因为托尼从不贩卖教条，他反对教条，反对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做法，反对顽固的立场。

“他不拒绝随着事件的发展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最大程度地去发挥想象力，让历史、道德以及务实的态度（既成事实）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产生影响。”珍妮弗·霍曼斯在序言中以他者的角度对托尼·朱特的立场进行捍卫。

她按时间顺序也按主题进行了排列、分组。由时间线索串起来的文章，可以较为明晰又有效地一窥托尼·朱特人生末期思想发展轨迹和观念转变事实。

书中有意思地收进了一篇父与子的对话，第25章《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他们谈论奥巴马时代的总统选举，谈论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谈论环境灾难，谈论国会立法，甚至谈论年轻人在介入政治之前因为厌恶而放弃政治。

文章2010年6月发表于《纽约时报》，两个月后托尼与世长辞。

19岁的丹尼尔遵从了父亲勇于修正错误的治学理念和道德原则，视之为一种教育遗训，忠诚地贯彻到行动中，母亲编辑此书时，他提议，父亲生前最喜欢凯恩斯一句话，“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可将之用作书名。

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选择。托尼·朱特勇于抛开一切框架，同时又能接受某些框架的有效性，是“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事实改变之后”，便是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和行为准则最准确最敬重的定义和正名。

为学术一次次转向正名

对托尼·朱特，学界知识界有很多中肯的评判。著名学者徐贲曾说，“朱特一生中学术方向不止一次发生变化”。

说起学术方向转变，很多人都不约而同提及他那著名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和“一国方案”，并以此不断地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明证。

2002年，朱特在为《纽约书评》撰写评论《此路不通》，以“除了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解决问题以外别无他途”结尾，文章中他对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充满信心。

2003年10月再度思考中东危机时，他不得不以《另求他途》为题，开篇痛心地否定了一年前自己的论断，“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终结”。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两国方案”的倡导者，但犹太定居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不断扩大，使他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尝试去“另求他途”。一个选择便是“一国方案”。

他指出，“一国解决方案，无论它多么难以置信，多么不受争端各方的欢迎，对中东来说它如今是最为现实的前景……”所谓“一国方案”是指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国家，以此来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

这也从另一层面上意味着，如果采用这个方案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将会解体以及催生它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即将终结。

这篇文章成了他职业生涯或是学术生涯中抹不掉的“污点”——他在《思虑20世纪》自述中提及这段经历，甚至用了“臭名昭著“的词汇进行了自我解嘲。

“一国方案”文章发表后，遭到友人、支持者的谴责，许多人对托尼发出丑恶的威胁，对他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被禁止发言，他所创办并主持的雷马克研究所委员会中便有两位成员为他的言论愤而辞去了职务。他之前是《新共和》的特约编辑，但随之名字也在《新共和》的刊头消失了。

六年后的2009年，巴以局势持续恶化，已在病床上日益虚弱的托尼，还是敏锐地意识到 “糟糕、矛盾的现实日益凸显”，在《事实改变之后》第十一章《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他写道，“要不是我清楚地知道巴以双方会极力、不惜用武力反对 ‘一国方案’，那我也会赞成 ‘一国方案’。‘两国方案’可能仍然是最好的妥协，尽管以色列在种族问题上的妄想会因此继续存在下去。但考虑到过去两年事态的发展，‘两国方案’的前景不容乐观。”该文发表于当年12月的《金融时报》。

同样写于2009年的另一篇文章《还要做什么？》，开篇直接切题“六年前，我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另求他途’的文章。我在文中论述‘奥斯陆和平进程’及其希望达成的‘两国解决办法’并不可行。” “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两国解决方案’，可越来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然而这篇写于2009年夏天的文章，一直没有最终完成并发表。

在妻子霍曼斯看来，即便朱特并没有将这篇文章打磨到他满意的水平，她还是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智识的勇气”。

其实关于以色列问题，关于巴以冲突，托尼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也希望能够找到务实的解决方案。

英国记者乔纳森·弗里兰德曾为托尼撰写过书评，用他的话说，真正睿智的人应该是“能够具备道德上的复杂性，承认并且审视自己的矛盾之处”。

这或是所有历史治学者必备的努力方向。也正因此，徐贲给托尼·朱特一以贯之“对专制暴力之恶的憎恨、对人权道德价值的肯定”打了很高的分数。

为学术界内外各种误读正名

托尼·朱特逝世至今八年了，随着作品不断的引进出版，人们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宽泛，很多模糊的一知半解或是人云亦云，似乎也可以一一得到正解。

误读之一：托尼·朱特是否故意绕开自己的犹太身份。

很多人诟病托尼·朱特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模糊回避，甚至指出他生前的文章中一直不主动着笔于犹太这个敏感词。然而，托尼·朱特在《托尼》的篇章里郑重地作出了回应。

他写道，在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成了官方昭示非犹太种族之残酷至极的御用事件，各种对该事件的祭奠，给游离于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给对以色列的无条件热爱以正名，一是强化了辛酸的自我认识。这是对记忆的恶意滥用。“我感到自己对这样的过去负有未尽的责任，也正因此，我才是一个犹太人。”文章的结尾是，托尼·阿比盖尔（托尼父亲的表妹）于1942年因犹太人的身份死于毒气室，“我的名字是按照她的取的”。

托尼·朱特曾说，他对自己所爱的人，写得十分坦率，有时甚至近于苛刻；而对泛泛之交而保持着一种明智的沉默。在对“身份”的回答上，他似乎用尽了气力。

当完成《战后欧洲史》，他把书献给妻子霍斯曼表达谢意，聪明且善解人意的霍斯曼并没有笑纳，她告诉托尼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献给父亲的表妹托尼·阿比盖尔的，托尼于是哭了。是的，他不是一个轻易或经常哭泣的人。

误读之二：托尼·朱特是不是左翼份子。

“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学术生活中，他都是一个叛逆的左派，而非左派的叛逆者。”有人这么评价他。这个论调至今回响。

托尼·朱特出生于英国，祖籍当属北欧犹太，修读欧洲史，到美国教书。他总结自己是一点也不犹太的犹太人。他对英国的归属感似有似无，没有因为是英国人而写英国；熟知法国历史，法语说得很好，但跟法国的密切关联也与其出身无关，更多是一种热望，渴望找到一把解决普遍问题或至少是欧洲问题的钥匙；基于跟东欧人的交往，他又是东欧式的；基于偶然和公民权而成为美国人，他对美国的认同似乎又是对一个需要不断批评的伟大国度的认同。

托尼·朱特算是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演变，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社会主义历史从接触到研究，中间认知不断转变，并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左派狂潮持有一定的免疫力。在其成长过程中适逢复兴自由主义的多次尝试，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幸存了下来。托尼·朱特一直试图为社会民主主义重建进行辩护，他拿出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社会民主主义使一种体面的生活得以可能。

任何标签都让他不舒服，他不愿意被任何形式归类，与法西斯主义、沙文主义、极端爱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各种主义保持距离，相比之下，他更欣赏词汇“边界”，更愿意被划为以赛亚·伯林意义上的多元论者。

所有的政治理论本质上都是对人类境况之复杂性的部分和不完整的论述，这让他着迷；而所有的政治选择都牵涉到真实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正确的决定是避免最差的错误。

误读之三：托尼·朱特有没有写过大屠杀的文章。

托尼·朱特一位要好的朋友说他的研究中心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然后直接跳到战后的历史了，没有写过大屠杀的文章。东欧史学家斯奈德在托尼·朱特去世前两年一直与之展开对谈，后成稿于《思虑20世纪》，其中也写道，托尼·朱特避免让大屠杀成为自身论题中明显的核心，虽然他关于大屠杀的个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他的研究方向。

然而，珍妮弗·霍曼斯辩解说，战争和杀戮在《战后欧洲史》书中居于中心位置，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即使战争和杀戮并非这些作品的主题。《战后欧洲史》中的“跋”的标题便是“来自死亡之屋”。

对于大屠杀，托尼·朱特显然并没有刻意回避。

误读之四：托尼·朱特有没有自己的英雄。

霍斯曼在《事实改变之后》序里写道，托尼·朱特没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但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一直在陪伴他，其中有他认识的人，也有只在书中认识的人。

凯恩斯当然是其中一位。他的话经常被托尼·朱特引用，比如“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以及，“我们终有一死”，这句成了他文章的标题。

还有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A. J. P.泰勒、伯纳德·威廉姆斯、亚历山大·蒲柏，还有卡尔·马克思。

霍斯曼说最让托尼·朱特亲近和崇敬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奥威尔则在他生活中无处不在。他的《论〈鼠疫〉》是一篇异常精彩的文学评论，在塔鲁身上他看出加缪更成熟的道德思考：塔鲁曾经以为自己在和鼠疫斗争，后来才知道已经间接地支持了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情。“这是《鼠疫》要表达的寓意的核心，这正是加缪对自己之前在三十年代经历的反思。”他欣赏“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

而在《记忆小屋》中，论及互联网时代的交流障碍，他引用奥威尔《1984》中杜撰的语言，一针见血指出，“我们没有‘新语’迫害，却面临‘无语’的危险。”

他赞扬泰勒能够做到“背离自己的偏见来写历史”。在追悼科拉科夫斯基的文章里，赞美这位波兰思想家能够在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没有去断定社会主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或者认为为改善人类的境况所做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托尼还认识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女英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同一时间，他与德国出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学家乔治·利希泰姆建立了通信联系。

这两位学者对他那个时期的思想认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利希泰姆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在题材、风格和方法上给了他有很大影响。托尼·朱特后来写出《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他将之献给了这两位伟大的学者。

为写作及出版正名

生前，托尼·朱特强调，你不能为了获得影响力或者获得某种回应去写作。那样去写的话，这种回应会被扭曲，写作本身会被腐蚀。也不能预料得到未来你的读者的动机会是怎样的，因此，能做的就是写你应该写的。

尽管每一部作品面世都收获不同的声音，但写自己应该写的，不受坊间的褒贬评判左右，是托尼·朱特一生秉行的学术理念和职业操守。

这里捡其部分凸显其不同时期的思想脉络。

托尼·朱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作品《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似乎叫好不叫座。1987年，离开牛津大学前往纽约大学的托尼·朱特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中，他犀利地认识到左翼阵营中的许多人没有真诚地看待共产主义，便拿几位在法国被众星捧月的左翼知识分子开涮，如萨特、波伏娃、埃马纽埃尔·莫尼斯等，对其战后道德立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独立性命题给予深度拷问，也对战后法国左派热衷共产主义作一种自觉反思。

“我着手要写的是一份关于一个民族性弱点的个案研究，在政治和伦理上惊人的前后不一，这种前后不一是法国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兴起的典型反应。”这是一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看待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传奇，势不可挡地惹怒了一些人。

学者李公明在澎湃新闻一篇书评上提到，在托尼·朱特看来，知识分子在事实面前应该承担起知识认知、道德反思和政治选择的责任，而无论肩负这种责任要面对何种复杂的环境和牺牲。

作为该作品的延续，十年后的1998年托尼·朱特又出版了《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这次他关注的是萨特们的对手布鲁姆、加缪、雷蒙·阿隆。

在他看来，“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责任的倾向”是知识分子不可饶恕的错误，而这三个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趋势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环境是在利益宰制下的党派竞争、左右翼的相互攻讦和误解、时尚和流俗的浅薄非议、学术圈同道中人的傲慢敌意，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映衬出他们的孤立与无助，也折射出他们的骄傲与尊严。

同样也叫好不叫座。这本书可能比他任何一部作品都更能明确传递他的思想理念。

2005年出版的《战后欧洲史》，一下子把托尼·朱特推向了职业生涯的顶峰。900页的篇幅里他击中要旨：欧洲通过忘记过去重塑了自己。

作品以大量的数据、论据、实证来支撑托尼的论点：1939年至1945年间，大约有3650万欧洲人死亡。幸存的下来的人大多数缺少食物或者没有住所；德国有40％的房屋被摧毁，英国有30％，法国有20％。那个时期欧洲满目疮痍。但在之后的60年里，欧洲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典范”，其社会模式——免费或接近免费的医疗保健，提前退休，健全的社会和公共服务——被视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效仿的模范”。“在二战刚结束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故意歪曲记忆和遗忘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欧洲的重建便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还有很多事要忘记：通敌，种族灭绝，极度贫困。

这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重生为主题的作品几乎受到了一边倒的好评。可此时的托尼·朱特已走向生命的末端。到生命的最后两年，耶鲁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东欧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于2009年间每周上门与他进行了对话访谈。斯奈德不仅熟悉他的著作，从情感层面也理解托尼本人，他俩尽管从未一起做过研究，但托尼大脑图书馆里的卡片目录与施奈德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

两人此前的阅读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对话的产物便是《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该书穿越了20世纪政治思想中某些最为重要的场景：作为犹太问题和德国问题的大屠杀，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欧洲起源，英国例外论与法国普遍论，马克思主义及其诱惑，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作为伦理学的自由主义在东欧的复兴，以及欧美的社会规划。坊间因此认为这本书是托尼·朱特的精神传记。

直至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忍受着无法动弹的痛苦中，托尼·朱特靠回忆自己的幼年和青年岁月作为一种催眠和消磨时间的有效方式，每每夜里死里逃生。他思考了互联网时代的语言表达，权力和集权主义对整个知识界的诱惑、知识分子对“归属感”的需求……并将这些“过往的小插曲”集成了一系列自传文章《记忆小屋》。

这本轻薄的小书里，情感的份量最重，它展现了一位智者波澜壮阔一生后行将告别谢幕的“其言也善”，令人泪奔。也因此，这座“记忆小屋”被永久定格在2010年8月。

曾不自量地写过一篇《关于托尼·朱特，你懂了吗》（收进《书犹如此》，大象出版社2018年4月），后看《记忆小屋》，“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人生于何处结尾。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翻页间潸然泪下，又忍不住写下了《<记忆小屋>里那个美好的下午》（收进书人系列的第六集《书人陆离》，即将出版），尽管有点姗姗来迟，却始终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在书本面前，每个人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打开它。”

由衷致敬出版方三辉，继2016年《思虑20世纪》《未竟的往昔》（该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但中国引进得比较晚）之后，《事实改变之后》又在2018年出版。

这些年，托尼·朱特的每一本作品都被我视若珍宝，成为可以静下心来阅读的对象，在床头，在路上，在背包里……从愣啃到产生兴趣到追随不已，似乎见证了个人的阅读成长历程和精神成长路径。这或许是一种阅读的荣光。

只是，起跑得有点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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