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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勇剑:疫后,办公空间莎士比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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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勇剑:疫后,办公空间莎士比亚化

建议新的办公空间剧场化,策展化和庆典化,因为它们与公共空间的历史精神一脉相承,毫不违和。

图片来源:海洛创意

文|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2020年4月12日,复活节,歌唱家博切利(Andrea Bocelli)矗立在空无一人的米兰大教堂前,一曲“恩典”(Amazing Grace)从米兰传到伦敦,纽约,全世界……仿佛,同一时刻,人们齐声念想亲近美好的公共空间。新冠肺炎来临,我们顿时失去社会公共空间。失落,才知道它如此美好!疫情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日益空旷的摩天办公大楼。随之而来的挑战则是员工社交需求、组织团结、集体文化心理认同等一系列与公共空间有关的管理问题。除了办公楼,超市、学校、饭店、体育场所,这些商业公共空间都需要重新想象!

回溯公共空间的历史,它的意义远不止亲近美好或工作场地,它是塑造现代社会商业关系的原始力量之一。相对于教会和王室,“公共”体现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权力关系和集体文化心理情结。

1599年,莎士比亚演出公司在伦敦城外修建“环球剧场”,为普通人演出莎士比亚编写的戏剧。之前,平民要么看教会的宗教仪式,要么观王室推荐的道德剧目。在莎士比亚的剧场,平民第一次以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愿购买商业演出。既然平民观众是衣食父母,莎士比亚和他的同行必须考虑到观众的偏好来编写剧本和编排演出。莎士比亚剧场,它是商业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公共空间出现的经典标志。历史上类似的标志还有公共交易市场。1531年,安特卫普货物交易市场永久化。现代史学者把它当做现代市场经济出现的另一个公共空间标志。之前,王室朝堂(Royal Court)象征中世纪的公共空间。朝堂中,国王展示与附属臣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伊丽莎白一世曾规定,任何“公共”事件和解释均属于王室特权。16世纪后期,公共空间才慢慢不属于王室专有。因此,像剧场和市场这样的公共空间远不止是一个物理存在的概念。它代表着社会权力和地位从宗教和王室的领域向商业市场的转移。在欧洲,这个转移经历了300年。社会从中世纪逐渐进入现代。

因此,“公共性”被许多学者当作“现代性”(Modernity)的一个重要特征。加拿大学者亚奇宁(Paul Yachnin)曾领导一组学者研究,在1500-1800之间,欧洲社会“现代性”是怎样构建形成的。经过5年研究,他们的基本结论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是“公共性”。其中,公共空间是现代社会的人构建集体文化心理情结的重要形态。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私人只能是岌岌无名,公共才能著名,有公众名望才算个人物。后来,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公众和人的意识关系进一步推论为:完全的私人只是吃喝等死的动物,公共性是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直到今天,在西方军队里,列兵(Private)仍然指的是没有官衔,没有权力的新兵蛋子。从私到公,从无名到著名,它保留着现代社会形成初期人们对“公共性”的向往。公共性定义着人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属性。

以此观之,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新冠肺炎疫情撼动现代社会关系和集体文化心理根基。它不仅暂时关闭公共空间,也动摇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心理定势。医学上,我们已经做好了与疫情长期斡旋的思想准备。同时,我们显然还需要认真思考,长期失去公共空间后,商业社会的形态和精神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对疫情造成的问题和限制条件,设计思维更倾向于把它当成一个创造活动的变量。历史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研究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本身就是通过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形成的。少数贤人首先想象出言之灼灼的概念,然后传播落实到社会实践,最终演变为言之凿凿的社会现实。既然如此,办公空间莎士比亚化就是一个值得想象的新概念。

既然现代办公建筑凝聚了社会管理思想,那么重新想象办公空间,也需要新管理思想。

1906年落成使用,由著名建筑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设计的纽约拉金办公大楼(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大概可以被视为现代办公建筑的开始。后来,办公空间设计经历多次变化。不过,办公设计的两个主要特征没有改变:1)开放的空间设计。2)办公空间为沟通、协同和控制的三大管理活动服务。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直接废了开放空间设计的功效,并影响传统办公环境下的3C管理(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疫情可能激发新的办公空间设计,从而为新3C管理服务(Casting, Curating, and Celebration)。

新3C基于两个重新想象:1)办公可以分解为活动模块(Activity Chunks)。让所有可以有“社交距离”的模块遵守降低传染性,提高溯源性的原则,抗击疫情。2)办公活动模块之间的系统整合可以用戏剧舞台演出的思维,在办公室的公共空间内完成。这是对办公空间最经济,最能升华社会关系体验的利用。它在时间和场所方面的可控性与防疫原则一致。

一念一世界。在这个新概念下,我们重新审视行政办公的目的。它是流畅地完成一系列创造商业价值和用户体验的事件。把设计和完成事件当作一场舞台剧,人们在办公室的公共空间高强度集中完成三大行政管理任务:派角色和排演(Casting);像博物馆策展一样,安排道具和事件流程(Curating);新旧事件完成和交接之际,庆祝成功(Celebration)。这新3C行政管理活动升华了办公室公共空间的初心。办公空间“莎士比亚化”,那是因为它让办公的公共空间改头换面,更好地为新3C管理活动服务。我们建议新的办公空间剧场化,策展化和庆典化,因为它们与公共空间的历史精神一脉相承,毫不违和。

办公空间的一个侧重点是行政管理。让我们来分析行政管理为何可以想象为巡回排演,艺术策展,和集体庆典。

行政管理就是巡回排演(Casting)。管理者不断派角色,编剧本,对台词,走台步。行政组织分工的精髓在于分配好角色,扮演好角色。角色可以单独背台词,但必须同台串角色。远程和居家办公可以背台词。串角色还是在办公空间完成最有神韵。在突出体验经济价值的市场中,行政管理者需要超越早期对应商品生产的波特价值链功能部门思维,更加关注价值体验的全部流程是怎样栩栩如生地展现的。从设计价值体验出发,产品和服务应该升华为表达价值和实现体验的媒介。媒介的活性和表达效果只能通过组织成员生动地演绎出来。每位成员应该成为自己任务岗位的“戏精”,理解每个商业项目都是一组事件,一场演出。

行政管理就是艺术策展(Curating)。艺术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是一种原创和表达原创的关系。例如,同样一批达利(Salvador Dali)作品,有的策展人可以摆放出超现实主义,有的能突出艺术商业化的策略。像艺术策展人一样,行政管理者可以把办公空间,甚至厂区化为价值展示和体验的舞台,把产品和一切现场物件变成道具。参观过华为的朋友一般会走过像博物馆一样的产品演示馆。那是华为花了大价钱从美国同行那儿学来的“工业艺术策展”能力。

行政管理就是集体庆典(Celebration)。把庆典当作行政管理的核心任务,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典范,现代组织管理也不例外。韦尔奇(Jack Welch)强调,策略确定后,文化是保障,董事长就是庆祝体现文化精神的策略事件的啦啦队长!玫琳凯(Mary Kay)是另一位深得集体庆典激励效果的企业领导人。她的粉红色卡迪拉克是所有销售人员年终大会上梦想的奖品。因此,办公公共空间莎士比亚化,通过高亢的集体庆典活动,它能让组织成员所梦想的社会表现和集体心理归属到达巅峰。现代人潜意识中都驻扎着一个演员的欲望。当工作表现和工作表演合为一体,现代人获得最高的自我实现。庆典是则是自我实现的高潮时刻。届时,任何因为社交距离而造成的疏离感都会烟消云散。

1517年,教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把反对罗马教皇的95篇檄文张贴在各个教堂的大门上。马丁·路德利用公共空间开启了新教。他永远没有想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发生之间的关系。新冠疫情敦促我们重新想象公共空间。让我们也设计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它能开启社会新篇章。

(本文为删减版。长篇原文请看《管理视野》第23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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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新的办公空间剧场化,策展化和庆典化,因为它们与公共空间的历史精神一脉相承,毫不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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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2日,复活节,歌唱家博切利(Andrea Bocelli)矗立在空无一人的米兰大教堂前,一曲“恩典”(Amazing Grace)从米兰传到伦敦,纽约,全世界……仿佛,同一时刻,人们齐声念想亲近美好的公共空间。新冠肺炎来临,我们顿时失去社会公共空间。失落,才知道它如此美好!疫情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日益空旷的摩天办公大楼。随之而来的挑战则是员工社交需求、组织团结、集体文化心理认同等一系列与公共空间有关的管理问题。除了办公楼,超市、学校、饭店、体育场所,这些商业公共空间都需要重新想象!

回溯公共空间的历史,它的意义远不止亲近美好或工作场地,它是塑造现代社会商业关系的原始力量之一。相对于教会和王室,“公共”体现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权力关系和集体文化心理情结。

1599年,莎士比亚演出公司在伦敦城外修建“环球剧场”,为普通人演出莎士比亚编写的戏剧。之前,平民要么看教会的宗教仪式,要么观王室推荐的道德剧目。在莎士比亚的剧场,平民第一次以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愿购买商业演出。既然平民观众是衣食父母,莎士比亚和他的同行必须考虑到观众的偏好来编写剧本和编排演出。莎士比亚剧场,它是商业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公共空间出现的经典标志。历史上类似的标志还有公共交易市场。1531年,安特卫普货物交易市场永久化。现代史学者把它当做现代市场经济出现的另一个公共空间标志。之前,王室朝堂(Royal Court)象征中世纪的公共空间。朝堂中,国王展示与附属臣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伊丽莎白一世曾规定,任何“公共”事件和解释均属于王室特权。16世纪后期,公共空间才慢慢不属于王室专有。因此,像剧场和市场这样的公共空间远不止是一个物理存在的概念。它代表着社会权力和地位从宗教和王室的领域向商业市场的转移。在欧洲,这个转移经历了300年。社会从中世纪逐渐进入现代。

因此,“公共性”被许多学者当作“现代性”(Modernity)的一个重要特征。加拿大学者亚奇宁(Paul Yachnin)曾领导一组学者研究,在1500-1800之间,欧洲社会“现代性”是怎样构建形成的。经过5年研究,他们的基本结论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是“公共性”。其中,公共空间是现代社会的人构建集体文化心理情结的重要形态。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私人只能是岌岌无名,公共才能著名,有公众名望才算个人物。后来,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公众和人的意识关系进一步推论为:完全的私人只是吃喝等死的动物,公共性是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直到今天,在西方军队里,列兵(Private)仍然指的是没有官衔,没有权力的新兵蛋子。从私到公,从无名到著名,它保留着现代社会形成初期人们对“公共性”的向往。公共性定义着人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属性。

以此观之,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新冠肺炎疫情撼动现代社会关系和集体文化心理根基。它不仅暂时关闭公共空间,也动摇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心理定势。医学上,我们已经做好了与疫情长期斡旋的思想准备。同时,我们显然还需要认真思考,长期失去公共空间后,商业社会的形态和精神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对疫情造成的问题和限制条件,设计思维更倾向于把它当成一个创造活动的变量。历史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研究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本身就是通过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形成的。少数贤人首先想象出言之灼灼的概念,然后传播落实到社会实践,最终演变为言之凿凿的社会现实。既然如此,办公空间莎士比亚化就是一个值得想象的新概念。

既然现代办公建筑凝聚了社会管理思想,那么重新想象办公空间,也需要新管理思想。

1906年落成使用,由著名建筑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设计的纽约拉金办公大楼(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大概可以被视为现代办公建筑的开始。后来,办公空间设计经历多次变化。不过,办公设计的两个主要特征没有改变:1)开放的空间设计。2)办公空间为沟通、协同和控制的三大管理活动服务。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直接废了开放空间设计的功效,并影响传统办公环境下的3C管理(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疫情可能激发新的办公空间设计,从而为新3C管理服务(Casting, Curating, and Celebration)。

新3C基于两个重新想象:1)办公可以分解为活动模块(Activity Chunks)。让所有可以有“社交距离”的模块遵守降低传染性,提高溯源性的原则,抗击疫情。2)办公活动模块之间的系统整合可以用戏剧舞台演出的思维,在办公室的公共空间内完成。这是对办公空间最经济,最能升华社会关系体验的利用。它在时间和场所方面的可控性与防疫原则一致。

一念一世界。在这个新概念下,我们重新审视行政办公的目的。它是流畅地完成一系列创造商业价值和用户体验的事件。把设计和完成事件当作一场舞台剧,人们在办公室的公共空间高强度集中完成三大行政管理任务:派角色和排演(Casting);像博物馆策展一样,安排道具和事件流程(Curating);新旧事件完成和交接之际,庆祝成功(Celebration)。这新3C行政管理活动升华了办公室公共空间的初心。办公空间“莎士比亚化”,那是因为它让办公的公共空间改头换面,更好地为新3C管理活动服务。我们建议新的办公空间剧场化,策展化和庆典化,因为它们与公共空间的历史精神一脉相承,毫不违和。

办公空间的一个侧重点是行政管理。让我们来分析行政管理为何可以想象为巡回排演,艺术策展,和集体庆典。

行政管理就是巡回排演(Casting)。管理者不断派角色,编剧本,对台词,走台步。行政组织分工的精髓在于分配好角色,扮演好角色。角色可以单独背台词,但必须同台串角色。远程和居家办公可以背台词。串角色还是在办公空间完成最有神韵。在突出体验经济价值的市场中,行政管理者需要超越早期对应商品生产的波特价值链功能部门思维,更加关注价值体验的全部流程是怎样栩栩如生地展现的。从设计价值体验出发,产品和服务应该升华为表达价值和实现体验的媒介。媒介的活性和表达效果只能通过组织成员生动地演绎出来。每位成员应该成为自己任务岗位的“戏精”,理解每个商业项目都是一组事件,一场演出。

行政管理就是艺术策展(Curating)。艺术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是一种原创和表达原创的关系。例如,同样一批达利(Salvador Dali)作品,有的策展人可以摆放出超现实主义,有的能突出艺术商业化的策略。像艺术策展人一样,行政管理者可以把办公空间,甚至厂区化为价值展示和体验的舞台,把产品和一切现场物件变成道具。参观过华为的朋友一般会走过像博物馆一样的产品演示馆。那是华为花了大价钱从美国同行那儿学来的“工业艺术策展”能力。

行政管理就是集体庆典(Celebration)。把庆典当作行政管理的核心任务,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典范,现代组织管理也不例外。韦尔奇(Jack Welch)强调,策略确定后,文化是保障,董事长就是庆祝体现文化精神的策略事件的啦啦队长!玫琳凯(Mary Kay)是另一位深得集体庆典激励效果的企业领导人。她的粉红色卡迪拉克是所有销售人员年终大会上梦想的奖品。因此,办公公共空间莎士比亚化,通过高亢的集体庆典活动,它能让组织成员所梦想的社会表现和集体心理归属到达巅峰。现代人潜意识中都驻扎着一个演员的欲望。当工作表现和工作表演合为一体,现代人获得最高的自我实现。庆典是则是自我实现的高潮时刻。届时,任何因为社交距离而造成的疏离感都会烟消云散。

1517年,教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把反对罗马教皇的95篇檄文张贴在各个教堂的大门上。马丁·路德利用公共空间开启了新教。他永远没有想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发生之间的关系。新冠疫情敦促我们重新想象公共空间。让我们也设计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它能开启社会新篇章。

(本文为删减版。长篇原文请看《管理视野》第23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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