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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如何反抗:从由井正臣《岩波日本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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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如何反抗:从由井正臣《岩波日本史》说起

由井先生的著作《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把那些隐藏在哑然无声编年史中的人物、事件重新唤醒,促使已经远离那个时代人们去重新审视和思考的真历史。

《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日文版

按:岩波日本史系列出到第八卷《帝国时期》,已经走到了1890-1952年的日本历史。1890年,是依据前一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的年份;1952年,则是《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年份。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长期使用“大日本帝国”为国号,故而这一卷书被称为“帝国时期”。

《帝国时期》也是日本历史学家由井正臣的代表作,承续上卷《明治维新》,全面回顾了改革之后的日本走向现代化、深度融入世界和不断发起、参与战争的历程。这段历史不仅给日本,而且给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带来了影响至今的深刻变化。作为研究日本近代史的专家,由井正臣以简明清晰的史笔再现了重要历史时点、历史事件上有关各方的博弈过程,更直面“战争为什么会发生”“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等历史之问,为如何看待这段复杂历史留下了一个严肃历史学家的视角和答案。

《帝国时期》译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初晓波在下面这篇文章里为我们呈现了这本书背后由井正臣的一幅画像。由井一方面描述了普通民众在帝国辉煌阴影下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哀其不幸”的同情,一方面也对日本民众在军国主义肆虐猖獗时代的闭塞、愚昧、狂热表达了“怒其不争”的批评。初晓波强调了由井在政治高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大环境下秉持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冒生命危险与军部针锋相对,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毫不退让。“睁眼看历史”在彼时成为了历史学家的一种选择,也成为了日后许许多多历史学家的考验与向往。

《睁眼看历史》

撰文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初晓波

世界范围内关于帝国时期日本历史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学者们充分挖掘包括档案、日记、口述史学等在内各种一手资料,出版了浩如烟海的资料集,尝试精细重现这一时期的历史原貌。我们需要注意,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克罗齐认为,历史是活的编年史,而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则是意志活动,“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井先生的著作《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恰恰是把那些隐藏在哑然无声编年史中的人物、事件重新唤醒,促使已经远离那个时代人们去重新审视和思考的真历史。

首先,由井先生秉承的是民本史观,而非精英史观,更不是皇国史观。日本是亚洲最早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并成功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国家,这个过程是与思想文化领域的福泽谕吉、政治领域的伊藤博文、经济领域的涩泽荣一、军事领域的山县有朋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由井先生将眼光投向了日本普通民众,他书中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化与近代化,真的使日本人的生活极大丰富了吗?或者说,真的使日本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了吗?”

由井先生描述了普通民众在帝国辉煌阴影下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哀其不幸”的同情。日本实现“富国强兵”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土地集中、小农经济破产和佃农数量增加,政府穷兵黩武除了直接征召男性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苛捐杂税与军粮征收则直接导致了无法维持生计的普通家庭妇女参与“米骚动”。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进入工厂,在很低工资和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来辛苦工作,才让日本近代产业在很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普通民众并没有因此获得幸福,各地减租保耕斗争和劳资纠纷此起彼伏。这种状况到战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依靠典当为生的“竹笋”拮据生活读来令人心酸。

《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
[日]由井正臣 著  初晓波 译
新星出版社  2020年

同时,由井先生对日本民众在军国主义肆虐猖獗时代的闭塞、愚昧、狂热,也表达了“怒其不争”的批评。从甲午战争开始,尤其是到了日俄战争,日本民众开始醉心于“世界一流国家”、“文明世界一员”等蛊惑人心的宣传。政府不断要求国民对国家保持忠诚,天天背诵的《教育敕语》、《军人敕谕》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国民生活中的基本规范,在所有问题上都要“灭私奉公”。《明治宪法》里被认可的“臣民的权利”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臣民的义务”则被无限放大。加上对言论自由的绝对控制,导致普通国民慢慢丧失了思考能力,到战争全面爆发的时期,形成了一种除了相信“大本营发布”以外别无他途的状态。为确保对国民的绝对控制,当时的日本政府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组建部落会、町内会以及邻组,把为战争服务的大量工作,如欢送出征士兵、进行防空演习、摊派完成国债购买、奖励储蓄、回收贵重金属,甚至包括一部分的税金征收业务,全部通过这种基层组织来完成。甚至建立告密制度,让国民之间相互监视。最终,国民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裹挟到了战争中去,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井先生秉持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对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有深刻认识。和很多以死亡人数不明为借口,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称为“南京事件”的日本学者不同,由井先生直接使用“南京屠杀”,“日本军队攻陷南京,从那时候开始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南京城内不断发生日本军队的掠夺、放火、强奸、屠杀等野蛮行动。”在分析很多日本人难以相信日军会如此惨无人道根由时,由井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那种对中国人的蔑视意识。”与此同时,由井先生也提及了日军的“性奴隶”的慰安妇的存在。

其次,由井先生在书中的关注范围很广,恰恰应了刘知几《史通》里的评价,“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举个例子来说,19世纪的世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眼中,是由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和未开化国家(野蛮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秩序,文明国家承担着将半开化和未开化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并推动其走向文明的使命。在日本,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诠释这种论调的代表,他们把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的战争,视为所谓的“文明之战”,用解放者的角色建构来掩盖侵略的实质。这种论调通过学者的阐发、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逐渐变成了大多数国民的共识。

由井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外山正一,这位早年留学英国、美国,回到日本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伊藤博文第三次内阁的文部大臣,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启蒙思想家和诗人。他创作了很多新诗,《日本男儿向前向前》后来被谱曲在当时的日本广为传唱,歌中唱到:

无坚不摧的大炮,对准文明的大敌,

所向披靡的宝剑,刺向蛮族的巢穴。

用我们的力量,推动东洋文明的进步,

开火!冲啊!诸君为国而战!

和当时的福泽谕吉一样,外山正一这位学贯东西、在日本国内积极推动民权和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在一种狂热的情绪驱使写下了鼓吹对外战争的诗篇,让无数年轻人放声高歌迈进了毁灭的深渊。由井先生并没有对此进行直接评价,或许是出于《春秋》里所谓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吧?但当读到战争即将结束的章节,我发现了由井先生的苦心。因为战争伤亡惨重,日本政府将征兵年龄降低到19岁。1943年10月21日,在一个凄风冷雨的日子里,文部省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苑田径运动场(现在的国立竞技场)主持召开了学生入伍壮行会。来自东京和周边各县的入伍学生,在场内列队前行,接受首相东条英机的检阅和激励。“参军的学生带着各种各样撕心裂肺的苦楚走向战场,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有对父母和全家以及恋人的深情,也有对自己挚爱学术研究的诀别。”读到这里我不禁会想,如果死于1900年的外山正一作为前文部大臣来主持这场壮行会,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根据战后东京大学的统计,仅1943年底东京大学实际在校生6623人中,有2884人因应召入伍而办理休学手续。 “东京大学战死校友纪念碑”上有记载,根据初步调查的结果,大批被送上战场的东京大学青年才俊中有1700多人丧生,据推测真正死亡的总人数可能超过2500人。想到这里我不禁会问,作为东京大学老校长的外山正一在九泉之下如何面对自己这些学生呢?由井先生没有给出答案,或许是希望读者从他叙述的历史脉络中自己去寻找吧!

第三,由井先生书写这段历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说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化与日本对外膨胀扩张的关系;解释与帝国时期日本相伴随的战争发生的原因、性质以及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帝国时期的经历给当代日本打上的烙印,反思战争留下的深刻教训,为今后日本的道路提供一面历史的明镜。冷静客观分析的同时,由井先生的立场非常鲜明,令人感叹。

在言及政治高压之下众多知识分子对“时代闭塞的现状”噤若寒蝉、明哲保身的同时,由井先生特意提到了作家德富芦花的《谋反论》演讲、夏目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其中表现出冷静审视国家发展道路,不放弃自我思考的宝贵品质。在论述军部独裁,公然控制政府,将议会与宪政玩于股掌之中的时候,由井先生提到了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说事件”、斋藤隆夫的“反军演说”,以及滨田国松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之间的“切腹问答”,这些极少数的正义之士冒着生命危险与军部针锋相对,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毫不退让。

由井先生毫不掩饰对批评“天皇主权说”而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达吉的赞扬;对站在“政治的目的是为了一般民众的福利”立场上批判专制主义、主张立宪主义的吉野作造的认同;对勇敢反对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论、学界主流的“皇国史观”的津田左右吉,以及坚持学术至上、宁折不弯的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的由衷敬意。但对于当时的军部公然介入国民学校教科书的编纂工作,甚至鼓吹艺术教育所追求的,“是要为生产和战争圣洁而死,必须是完美死去的美”,由井先生义愤填膺,“教育本来是要教授一个人生存的意义,在这时候却变成了去教授国民要像士兵一样为天皇和国家而死!”

《史通》中有云:“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我们从由井先生的著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

1985年,时任西德总统的魏茨泽克在战败四十周年反省法西斯德国犯下罪行的时候说:“闭眼不看历史的人现在也是盲目的。那些不将非人性行为铭刻于心的人们,将来很容易再次堕入同样的危险。”由井先生批评日本现在一部分政治家,没有对侵略战争历史真诚反省,甚至出现了将过去战争正当化,甚至美化的声音,这些人就是“闭眼不看历史的人”。由井先生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提醒日本民众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取得亚洲各国的信任并真正获得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是由井正臣先生睁眼看历史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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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井先生的著作《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把那些隐藏在哑然无声编年史中的人物、事件重新唤醒,促使已经远离那个时代人们去重新审视和思考的真历史。

《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日文版

按:岩波日本史系列出到第八卷《帝国时期》,已经走到了1890-1952年的日本历史。1890年,是依据前一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的年份;1952年,则是《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年份。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长期使用“大日本帝国”为国号,故而这一卷书被称为“帝国时期”。

《帝国时期》也是日本历史学家由井正臣的代表作,承续上卷《明治维新》,全面回顾了改革之后的日本走向现代化、深度融入世界和不断发起、参与战争的历程。这段历史不仅给日本,而且给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带来了影响至今的深刻变化。作为研究日本近代史的专家,由井正臣以简明清晰的史笔再现了重要历史时点、历史事件上有关各方的博弈过程,更直面“战争为什么会发生”“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等历史之问,为如何看待这段复杂历史留下了一个严肃历史学家的视角和答案。

《帝国时期》译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初晓波在下面这篇文章里为我们呈现了这本书背后由井正臣的一幅画像。由井一方面描述了普通民众在帝国辉煌阴影下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哀其不幸”的同情,一方面也对日本民众在军国主义肆虐猖獗时代的闭塞、愚昧、狂热表达了“怒其不争”的批评。初晓波强调了由井在政治高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大环境下秉持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冒生命危险与军部针锋相对,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毫不退让。“睁眼看历史”在彼时成为了历史学家的一种选择,也成为了日后许许多多历史学家的考验与向往。

《睁眼看历史》

撰文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初晓波

世界范围内关于帝国时期日本历史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学者们充分挖掘包括档案、日记、口述史学等在内各种一手资料,出版了浩如烟海的资料集,尝试精细重现这一时期的历史原貌。我们需要注意,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克罗齐认为,历史是活的编年史,而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则是意志活动,“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井先生的著作《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恰恰是把那些隐藏在哑然无声编年史中的人物、事件重新唤醒,促使已经远离那个时代人们去重新审视和思考的真历史。

首先,由井先生秉承的是民本史观,而非精英史观,更不是皇国史观。日本是亚洲最早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并成功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国家,这个过程是与思想文化领域的福泽谕吉、政治领域的伊藤博文、经济领域的涩泽荣一、军事领域的山县有朋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由井先生将眼光投向了日本普通民众,他书中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化与近代化,真的使日本人的生活极大丰富了吗?或者说,真的使日本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了吗?”

由井先生描述了普通民众在帝国辉煌阴影下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哀其不幸”的同情。日本实现“富国强兵”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土地集中、小农经济破产和佃农数量增加,政府穷兵黩武除了直接征召男性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苛捐杂税与军粮征收则直接导致了无法维持生计的普通家庭妇女参与“米骚动”。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进入工厂,在很低工资和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来辛苦工作,才让日本近代产业在很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普通民众并没有因此获得幸福,各地减租保耕斗争和劳资纠纷此起彼伏。这种状况到战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依靠典当为生的“竹笋”拮据生活读来令人心酸。

《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
[日]由井正臣 著  初晓波 译
新星出版社  2020年

同时,由井先生对日本民众在军国主义肆虐猖獗时代的闭塞、愚昧、狂热,也表达了“怒其不争”的批评。从甲午战争开始,尤其是到了日俄战争,日本民众开始醉心于“世界一流国家”、“文明世界一员”等蛊惑人心的宣传。政府不断要求国民对国家保持忠诚,天天背诵的《教育敕语》、《军人敕谕》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国民生活中的基本规范,在所有问题上都要“灭私奉公”。《明治宪法》里被认可的“臣民的权利”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臣民的义务”则被无限放大。加上对言论自由的绝对控制,导致普通国民慢慢丧失了思考能力,到战争全面爆发的时期,形成了一种除了相信“大本营发布”以外别无他途的状态。为确保对国民的绝对控制,当时的日本政府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组建部落会、町内会以及邻组,把为战争服务的大量工作,如欢送出征士兵、进行防空演习、摊派完成国债购买、奖励储蓄、回收贵重金属,甚至包括一部分的税金征收业务,全部通过这种基层组织来完成。甚至建立告密制度,让国民之间相互监视。最终,国民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裹挟到了战争中去,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井先生秉持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对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有深刻认识。和很多以死亡人数不明为借口,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称为“南京事件”的日本学者不同,由井先生直接使用“南京屠杀”,“日本军队攻陷南京,从那时候开始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南京城内不断发生日本军队的掠夺、放火、强奸、屠杀等野蛮行动。”在分析很多日本人难以相信日军会如此惨无人道根由时,由井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那种对中国人的蔑视意识。”与此同时,由井先生也提及了日军的“性奴隶”的慰安妇的存在。

其次,由井先生在书中的关注范围很广,恰恰应了刘知几《史通》里的评价,“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举个例子来说,19世纪的世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眼中,是由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和未开化国家(野蛮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秩序,文明国家承担着将半开化和未开化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并推动其走向文明的使命。在日本,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诠释这种论调的代表,他们把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的战争,视为所谓的“文明之战”,用解放者的角色建构来掩盖侵略的实质。这种论调通过学者的阐发、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逐渐变成了大多数国民的共识。

由井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外山正一,这位早年留学英国、美国,回到日本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伊藤博文第三次内阁的文部大臣,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启蒙思想家和诗人。他创作了很多新诗,《日本男儿向前向前》后来被谱曲在当时的日本广为传唱,歌中唱到:

无坚不摧的大炮,对准文明的大敌,

所向披靡的宝剑,刺向蛮族的巢穴。

用我们的力量,推动东洋文明的进步,

开火!冲啊!诸君为国而战!

和当时的福泽谕吉一样,外山正一这位学贯东西、在日本国内积极推动民权和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在一种狂热的情绪驱使写下了鼓吹对外战争的诗篇,让无数年轻人放声高歌迈进了毁灭的深渊。由井先生并没有对此进行直接评价,或许是出于《春秋》里所谓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吧?但当读到战争即将结束的章节,我发现了由井先生的苦心。因为战争伤亡惨重,日本政府将征兵年龄降低到19岁。1943年10月21日,在一个凄风冷雨的日子里,文部省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苑田径运动场(现在的国立竞技场)主持召开了学生入伍壮行会。来自东京和周边各县的入伍学生,在场内列队前行,接受首相东条英机的检阅和激励。“参军的学生带着各种各样撕心裂肺的苦楚走向战场,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有对父母和全家以及恋人的深情,也有对自己挚爱学术研究的诀别。”读到这里我不禁会想,如果死于1900年的外山正一作为前文部大臣来主持这场壮行会,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根据战后东京大学的统计,仅1943年底东京大学实际在校生6623人中,有2884人因应召入伍而办理休学手续。 “东京大学战死校友纪念碑”上有记载,根据初步调查的结果,大批被送上战场的东京大学青年才俊中有1700多人丧生,据推测真正死亡的总人数可能超过2500人。想到这里我不禁会问,作为东京大学老校长的外山正一在九泉之下如何面对自己这些学生呢?由井先生没有给出答案,或许是希望读者从他叙述的历史脉络中自己去寻找吧!

第三,由井先生书写这段历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说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化与日本对外膨胀扩张的关系;解释与帝国时期日本相伴随的战争发生的原因、性质以及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帝国时期的经历给当代日本打上的烙印,反思战争留下的深刻教训,为今后日本的道路提供一面历史的明镜。冷静客观分析的同时,由井先生的立场非常鲜明,令人感叹。

在言及政治高压之下众多知识分子对“时代闭塞的现状”噤若寒蝉、明哲保身的同时,由井先生特意提到了作家德富芦花的《谋反论》演讲、夏目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其中表现出冷静审视国家发展道路,不放弃自我思考的宝贵品质。在论述军部独裁,公然控制政府,将议会与宪政玩于股掌之中的时候,由井先生提到了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说事件”、斋藤隆夫的“反军演说”,以及滨田国松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之间的“切腹问答”,这些极少数的正义之士冒着生命危险与军部针锋相对,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毫不退让。

由井先生毫不掩饰对批评“天皇主权说”而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达吉的赞扬;对站在“政治的目的是为了一般民众的福利”立场上批判专制主义、主张立宪主义的吉野作造的认同;对勇敢反对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论、学界主流的“皇国史观”的津田左右吉,以及坚持学术至上、宁折不弯的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的由衷敬意。但对于当时的军部公然介入国民学校教科书的编纂工作,甚至鼓吹艺术教育所追求的,“是要为生产和战争圣洁而死,必须是完美死去的美”,由井先生义愤填膺,“教育本来是要教授一个人生存的意义,在这时候却变成了去教授国民要像士兵一样为天皇和国家而死!”

《史通》中有云:“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我们从由井先生的著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

1985年,时任西德总统的魏茨泽克在战败四十周年反省法西斯德国犯下罪行的时候说:“闭眼不看历史的人现在也是盲目的。那些不将非人性行为铭刻于心的人们,将来很容易再次堕入同样的危险。”由井先生批评日本现在一部分政治家,没有对侵略战争历史真诚反省,甚至出现了将过去战争正当化,甚至美化的声音,这些人就是“闭眼不看历史的人”。由井先生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提醒日本民众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取得亚洲各国的信任并真正获得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是由井正臣先生睁眼看历史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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