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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谈后疫情时代:新冠疫情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会加剧还是会得到缓解?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观察性证据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不平等可能会继续恶化。”

1月26日,美国华盛顿州开设了几个大规模疫苗接种点。来源:视觉中国

按: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追踪数据,截至1月27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1亿,累计死亡病例超215万例。

新一波疫情从2020年秋冬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无论从任何意义来讲,我们都还未走出“疫情时代”,但早在2020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与“每月晴雨表”(Monthly Barometer)管理合伙人蒂埃里·马勒雷(Thierry Malleret)就开始思考如何重构“后疫情时代”。在他们看来一如中世纪的黑死病引发了深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新冠疫情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类似的转折点,对当今世界产生持久剧烈的影响。

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曾在《日常生活中断,社会分裂加速|2020年全球思想动态盘点》一文中指出,过去的一年里疫情导致了长久以来被掩盖在惯例和常态下的政治、社会和观念冲突加速爆发,施瓦布与马勒雷亦持相同观点。

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中,两位作者指出,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让社会弱势群体不成比例地暴露在健康与经济风险中,并让我们看清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从事照顾病患和维持社会基本功能运转的人往往收入最低,这一现象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严重。不平等加剧的一个严峻后果是造成社会动荡,因为“当人们失去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爆发可以说是疫情导致的,点燃人们怒火的,除了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外,还有日益攀升的失业率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公。

在施瓦布和马勒雷看来,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已在酝酿,疫情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这让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重构几乎成为必然。社会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自由主义——倡导竞争,忽视团结;强调创造性破坏,反对政府干预;推崇经济增长,抑制社会福利——的衰落。最热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美国和英国在疫情应对方面手足无措,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即为证明。两位作者认为,在撒切尔时代之后的四十年时间里,新冠疫情再次让人们意识到公共部门在保障公众利益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预测在后疫情时代,政府的作用会更加强化,社会契约会被重写,全社会会更加关注公平、福祉和社会团结互助。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德] 克劳斯·施瓦布 [法] 蒂埃里·马勒雷 著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11

《社会的重构》(节选)

文 | 克劳斯·施瓦布 蒂埃里·马勒雷 译 |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

不平等

人们经常将新冠疫情比作“强大的均衡器”,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事实恰恰相反。无论何时,疫情所到之处,都会加剧本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无论是从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新冠疫情绝非一种“平衡力量”,而是会实实在在地“加剧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失衡”。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人口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一现象在缺乏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会联系较弱的国家尤为严重,而新冠疫情让这一切暴露无遗。当然,这种情况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但根据我们对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观察,疫情放大了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去认识和承认社会不平等的严重性。在此之前,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

疫情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它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社会差距以及社会不同阶层面临的风险,从而放大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宏观挑战。疫情封禁期间,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种笼统但发人深省的论调。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二元世界: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人士能够进行远程办公,并自行对孩子进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且住所越偏远就被认为越安全);工人阶级却不能待在家里,也不能监督子女学业,而是要辛苦奋战在第一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经济—为医院提供保洁服务,进行人工结账,运输必要物资,保障我们的安全,等等。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中,约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远程完成,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超过75%的美国金融和保险从业者可以远程办公,而在食品行业,只有不到3%的从业者能够远程办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在疫情强势蔓延的时刻(2020年4月中旬),绝大多数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加凸显了以下事实:新冠病毒绝不像许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调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对人类展开了致命攻击,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中丧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国人、低收入群体以及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在密歇根州,黑人人口占比不到15%,但在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占比高达40%左右。新冠疫情给黑人群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反映了背后的社会不公问题。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非裔公民更加贫困,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风险更高,住房和生活条件往往达不到标准水平,更容易受到肥胖、心脏病或糖尿病等健康问题的困扰。对他们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致命。

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封禁状态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它暴露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换言之,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最低。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是,护士、清洁工、物流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抗疫、照顾病患和维持经济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最低。实际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价值远未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严重。在这些国家,贫困往往和失业问题相伴而生。上述群体不仅工作报酬最低,而且失业风险最高。比如,在英国,大多数(近60%)的护理人员签署的是“零工时合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时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收入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同样,食品厂的工人通常都是临时工,享受不到正常雇员的权益,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物流驾驶员则大多数情况下被归类为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按照送货的次数获得报酬,没有病假津贴,也没有带薪休假—英国导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电影作品《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描绘了这一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该影片阐述了这些工人非同寻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场不幸降临,他们就会在身体层面、心理层面以及经济层面彻底陷入崩溃,压力和焦虑充斥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富人阶层专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并激怒了足够多的群体时,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抵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会加剧还是会得到缓解?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观察性证据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不平等可能会继续恶化。如前文所述,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人群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他们更有可能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患上严重的感染症状。在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内,这一现象会持续。和以往大流行病(如鼠疫)暴发期间一样,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人们也不会获得公平的治疗机会和接种疫苗的机会,在美国尤其如此。与安妮·凯斯合著了《死于绝望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指出,“制药企业和医院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和富有”,这不利于社会上最为贫困的群体。另外,世界各国实行的超级融通性货币政策尤其会推高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并引发相反的后果,即缓解社会不公。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富人阶层专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并激怒了足够多的群体时,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抵制。在美国,大多数群体或者影响力很大的少数群体会要求由国家或集体控制医疗体系。而在欧洲,医疗体系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再也无法被接受。当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终会促使我们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职业,并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给予那些职业的从业者的报酬方式。当前,一个善于做空的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得怀疑,但他们的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相比之下,护士对社会福利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将来,社会还能否接受这种状况呢?在乐观的情形下,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许多报酬低、缺乏保障的从业者为整个社会福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就会调整相关政策,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这样一来,企业利润会降低,物价也可能上涨,但工人的工资会提高。面对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毫无保障的雇佣合同和剥削性的政策漏洞就会被永久性职位和更优质的培训取代,社会不平等状况因而可以得到缓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上述乐观的情景恐怕难以实现。

社会动荡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重大危险之一是社会动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社会解体和政权倒台。无数的研究、文章和警告都强调了这一特别的风险,它们都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人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下述引文就描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这一引文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但其结论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那些失去希望的无业无产者很容易对抗富裕阶层。目前,30%的美国人没有任何资产,甚至还负债累累。当前这场危机过后,如果有更多的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愤怒。意大利最近爆发的越狱事件和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发生的抢劫事件等场景就会变得司空见惯。当政府动用准军事力量或军事力量来镇压这些财产抢劫或攻击事件时,社会很可能就会开始解体。

早在新冠疫情席卷世界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已呈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可见,社会动荡并非新生事物,只是疫情放大了它的风险。定义社会动荡的方式有许多种。在过去两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100多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穷国和富国概莫能外,其中包括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以及玻利维亚、伊朗和苏丹等国爆发的针对强人政治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活动(尤其是后一种活动)遭到了残酷镇压。随着各国政府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强行禁止人口流动,这些抗议活动(就像全球经济一样)进入蛰伏期。然而,随着人群聚集和街头集会的相关禁令解除,民众旧有的怨愤和临时遭受压制的社会不安情绪定会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更为浩大的声势。在后疫情时代,失业者、焦虑者、悲惨者、憎恨者、生病者和饥馑者的数量预计会大幅增加。生活的悲剧会频繁发生,失业者、穷人、移民、囚犯、居无定所者以及所有遭受排斥的社会群体会滋生更多的气愤、憎恨和恼怒情绪。所有这一切叠加起来,一场浩大的社会变革怎么可能避免?社会现象通常和大流行病具有同样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两者同样会出现转折点。当贫困、被剥夺感和失去权力的感觉达到一定的拐点,颠覆性的社会行动便会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

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初期,一些知名人士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提醒世界注意防范日益上升的社会动荡风险。瑞典实业家雅各布·沃伦伯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0年3月撰文指出:“如果疫情危机长期持续,失业率可能会高达20%~30%,而世界经济预计会萎缩20%~30%。届时迎接我们的不是经济复苏,而是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疫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民众会深受其苦,有人会悲惨死去,还有人会生不如死。”目前,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沃伦伯格认为的“警戒线”: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0%,直奔30%,大多数经济体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萎缩程度超出预期。接下来,形势将如何演变?社会动乱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爆发?会以什么样的规模爆发呢?

截至本书编撰之时,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轮社会动荡。2020年5月末,乔治·弗洛伊德惨遭杀害之后,一场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示威活动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变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点燃了社会动乱这场大火,但是这场疫情造成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疫情暴露的种族不平等和失业率不断攀升,才是让抗议示威愈演愈烈的重要推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过去6年中,已有近100名非裔美国人死于警方拘留,但直到此次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才触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由此可见,愤怒之火在疫情期间燃起并非偶然,它已经给美国的非裔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前文已述)。2020年6月末,新冠疫情在美国黑人中的致死率是在美国白人中致死率的2.4倍。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正在大大降低美国黑人的就业率。实际上,这实属正常: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以至不管从哪项指标来衡量,和白人劳动者相比,黑人劳动者都属于弱势群体。2020年5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6.8%(相比之下,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3.3%),以至形成了被社会学家称为“闲暇余度”(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的现象:全职劳动力的减少往往导致更多的人参加社会运动。我们还不清楚“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场运动将如何演变,也不了解它会以何种形式持续下去。但是,目前的迹象表明,它正在超越种族问题的范畴,演变为一场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针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已经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公平和包容性的普遍呼吁。这个问题和前一节探讨的不平等问题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了各项风险之间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放大。

Black Lives Matter正在超越种族问题的范畴,演变为一场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必须要强调的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动荡也没有“机械的”触发装置—社会动荡是一个群体人性动态和心态的外在表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按照万物互联和复杂性理论,社会动荡属于典型的非线性事件,可能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共同触发的。这些因素既可能是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经济冲击和困境,也可能是种族矛盾、粮食短缺甚至是感到社会不公的一种情绪。这些因素和其他各种因素可能还会相互影响,产生“瀑布效应”。因此,具体的动乱事件难以预见,却又往往在意料之中。什么样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动乱呢?缺乏社会保障的贫穷国家和社会保障力度薄弱的富裕国家最容易遭遇动乱风险,因为这样的国家没有或缺乏失业福利之类的政策工具来缓冲收入损失带来的冲击。正因如此,像美国这样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比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更容易面临风险,因为后两者要么具有更强烈的团结意识(比如欧洲南部),要么拥有能够支持弱势群体的强大社会体系(比如欧洲北部)。有时候,有的国家甚至兼具这两种特性。比如,意大利等国家既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团结意识(尤其注重代际团结)。同样,在许多亚洲国家盛行的儒家文化把责任感和代际团结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非常看重有利于集体的行为措施和社会规范。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就不会爆发社会动乱,绝对不是!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已经表明,如果社会期望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拥有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也仍有可能发生激烈而持久的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但也必须指出,面对潜在的社会动乱,我们也并非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未雨绸缪,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来缓解风险。社会动乱的最主要根由是不平等,而政府往往掌握着相应的政策工具,能够解决令人难以接受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大”政府的回归

米思伟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让政府再次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再次强大,而且是再次变得至关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业已经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帮助)。真正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国家能否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否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财政体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决定人的生死。”

过去500年,我们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的最大教训之一是:严重的危机会强化国家的力量。事实始终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历史学家指出,自18世纪起,财政实力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有发动战争的需求,尤其要在遥远的国家发动需要扩充海上力量的战争。比如,1756—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据称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当时欧洲的所有大国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自此,每当遇到重大危机,国家力量总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征税往往是首先可以动用的手段:“征税是主权归属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征,也是每一个独立政府的权力。”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这次疫情过后,税率会提高。和以往一样,提高税率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政治理由都是源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只是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这样的论调。

法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战结束一年后,这一税率提高到50%。1917年,加拿大首次实行所得税,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为战争筹集资金。到二战期间,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税率,在企业之外,向所有所得税纳税人统一征收20%的附加税,并引入了很高的边际税率(69%)。战争结束后,加拿大的税率降了下来,但仍然远远高于战争之前的水平。同样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所得税从“阶级税”转变成了“大众税”,纳税人数量从1940年的700万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万。在美国历史上,累进税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针对超出20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240万美元)部分的收入征收94%的税率。处于征收范围的纳税人谴责这样的高税率简直就是“没收财产”的行为,但此后20年,这一税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二战结束后,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甚至经常是极端的税务措施。在二战期间,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

有时候,国家对税收的主权权力会转化成多个领域切实的社会收益,比如有助于打造社会福利体系。但是,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规模转型基本都是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外部冲击或者潜在冲击带来的威胁。比如,二战导致大多数欧洲国家设立了终身制的国家福利体系。冷战也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非常担心内部爆发共产主义起义,于是先发制人,制定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官僚机构管理着从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当前的形势则根本不同。在西方世界,国家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大幅下降。但是这次注定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很难单纯依靠市场化解决方案来应对新冠疫情这般规模的外来冲击。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冠病毒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让天平倾向了后者。它展示了社会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将医疗和教育这样更加重大的责任推卸给个人和市场不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有种观点认为,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而缺乏监管的失控的经济发展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福利。几年前,这还是一个不太为人所接受的想法,但是如今陡然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点。在衡量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盘上,指针已经明显地指向了政府一方。

自玛格丽特·撒切尔捕捉到了时代气息、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以来,政府第一次占了上风。后疫情时代的一切都促使我们反思政府的角色。根据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建议,政府不应只是简单地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而应当“积极塑造和打造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政府还应当保证牵涉政府资金的商业合作关系是为了造福公众利益,而不是为了追逐利润”。

政府将如何发挥其日益扩大的作用呢?“大”政府的一项重要条件已经具备,那就是政府以迅雷之势大大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公共部门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速度非常之快,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4月,当新冠疫情开始席卷世界之时,各国政府就宣布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同时实行八九个“马歇尔计划”,来支持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竭尽全力维持工作机会,帮助企业在疫情中生存下来。各国央行决定削减利率,并致力于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开始提高社会福利,直接发放现金,支付工资,暂停贷款和按揭贷款还款,还采取了许多其他对策。只有政府才有权力、能力和影响力来做出如此大规模的决策。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灾难和社会崩溃可能已经来临。

“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灾难和社会崩溃可能已经来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展望未来,各国政府很有可能(尽管概率不同)得出如下结论: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正是通过强化政府的职责,美国才逐步解决了大规模失业问题和经济不安全问题。面对当前的形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的行动方针可能会再度成为现实。我们在其他部分会谈到强化政府职能的形式,但我们可以在此简要概述一些最显著的要点。

制定和改善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实施改善失业福利、延长病假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在后续使之常态化。在许多国家,重新让工会参与进来将能加速这一进程。如此一来,股东价值将成为一个次要的考量因素,让位于利益相关者理念。多年来大行其道的世界金融化趋势很可能得到扭转。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等受此趋势影响最深的国家,政府将被迫重新思考这种“迷恋于金融”的情结的诸多特点。它们可以酌情采取一系列广泛措施,比如取缔股份回购制度和禁止银行鼓励借贷消费。要加强对私营企业的公共监督,尤其要(但不限于)监督那些从公共资金中获益的企业。一些国家选择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有些国家则选择参股企业或为其提供贷款。总体来说,针对许多问题的监管都会加强,比如工人安全或者部分商品只能从国内采购等问题。关于社会和环境问题,政府也会向企业追责,要求它们参与解决问题。此外,政府会鼓励开展公私部门合作,推动企业更多地参与减缓全球风险。姑且不论细节如何,政府的作用会不断强化,并因此对企业的经营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各行业的企业管理者都必须适应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健康医疗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等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会积极推进。税率会增加,尤其是针对特权阶层的税率,因为政府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对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下列主张:

首要任务是……为公共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尤其要为复杂社会中专门防控各类风险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要资助推进科学研究和优质教育,为未来繁荣奠定基础。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快速创造富有价值的工作机会,包括研究岗位、教师岗位以及相关机构的运营管理岗位等。即使我们能够战胜这场危机,我们也要意识到肯定有其他危机潜伏在周围不远处。我们无法预测下一场危机是什么样子,但它肯定不同于上一场危机。

根据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这样的政府干预既会产生积极作用,又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它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莫过于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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