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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变老,中国如何突围人口困境?| 财富书单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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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变老,中国如何突围人口困境?| 财富书单㉒

突破约束的唯一路径是转向质量型增长,不仅是劳动质量(人力资本),更是技术能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栏目由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与界面新闻联合推出,隔周更新。

本期荐书人:陈达飞、陈燃萍、肖佳文、范雅琴、李志骞

普遍经验显示,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趋势,外生政策冲击的影响是暂时性的。面对预期之中的老龄化和超预期的少子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在加速下行。从数量与结构而言,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含义是明确的,突破约束的唯一路径是转向质量型增长,不仅是劳动质量(人力资本),更是技术能力。在其中,要素配置效率至关重要,这又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书名:《人口与日本经济》

作者: [日]吉川洋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推荐人:陈达飞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

推荐语:在考虑中国的人口挑战时,日本常被作为参照系推荐日本知名经济学家吉川洋的《人口与日本经济》。吉川洋师出名门,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他自身也被誉为“日本宏观经济学泰斗”。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仅11万字的篇幅,不到一日便能读完。虽是一本通俗读物,但其对于日本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分析,仍然很有启发。 

略作延伸,值得强调的是,日本经验有两大特殊性:第一,1990年,日本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恰逢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但人口红利拐点并不会立即刺破泡沫,其影响是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体现的;第二,日本人口红利的拐点早于全球拐点15年,其国内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可由其他国家弥补,具体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的。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挑战更为严峻,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人口红利与全球人口红利的拐点几乎同时出现,全球整体上将面临劳动力短缺难题。当然,资本和技术仍然可以替代劳动,但资本有机构成是有最有边界的。并且,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劳动,但不能代替人消费(衣食住行……)。

第二,经验上,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于老龄化拐点。两个拐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坡度,即斜率。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代初期,人口抚养比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代初,两者相隔30年。韩国分别在1970年代初和2010年前后,相隔40多年。而中国的两个拐点大约出现在2005年和2010年,相隔仅5年,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迅速 

第三,1990年,日本早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按美元不变价计算,1962年,日本人均GDP就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0%。1990年,增加值3.8万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并保持到了1997年。即使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GDP和人均GDP的下降幅度也是有限的,人民生活水平并未明显下降。反观中国,2010年,中国人均GDP仅45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0。2020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也仅为美国的1/5。 

第四,劳动力数量短缺需要靠质量提升来弥补,这主要依赖于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日都属东亚经济体,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但若将两国都概括为“东亚模式”,将会掩盖有价值的信息。在开放进程中,中日对待外资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更保守,中国更积极。日本更强调对技术专利的授权,而中国更强调技术的外溢效应。简而言之,日本是在全世界开工厂,而中国成了世界的工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创新实力的差距(尤其是基础创新),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距。虽然已经失去了近三十年,但在中国生产的上游,日本仍具技术领先优势,集中体现在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和金属等行业。技术和产业链层面上,中国双循环绕得开美国,也绕得开日本,但很难同时绕开美国和日本(以及德国)。

所以,在进行中日比较时,需要留意这些差异。但是,日本经验仍是最好的参照,因为日本是最早进入“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的国家,时间点是2007年。而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7%)和“老龄社会”(占比超过14%)的时间分别是1970年和1994年。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6%,2020年数据尚未公布,有可能成为“老龄社会”转折之年。

 

书名:《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

作者: 梁建章 黄文政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推荐人:陈燃萍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推荐语:近40年来,人口结构已从标准的“金字塔”型逐步逆转向“陀螺”型,《人口创新力》一书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清晰的逻辑向读者呈现了人口与创新、人口与经济等之间的联系,论证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口,人口才是决定创新能够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地理聚集程度和年龄结构。书中的观点也指导了鼓励生育、提升教育等公共政策的出台。

具体来看,人口影响创新的主要渠道有三种:一是规模效应,二是聚集效应,三是老龄化效应。(1)规模效应。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国内市场自会十分庞大,从事相关研究人员就变多,则技术进步和创新速度也会加快。此外,更多的人口同时也意味巨大的潜在高素质人才储备。(2)聚集效应。人口的地理分布很重要,聚集效应说到底是人口的马太效应。对于制造业来说,供应链的聚集使得物流运输等成本的减少;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人才和企业的聚集使得各种思想和创意碰撞擦出火花,如美国硅谷等。(3)老龄化效应。三十而立,最富有创新力的大多都是年轻人,当社会处于高老龄化阶段时,创新力程度自然就会下降。此外,老龄化还会对阻碍创新的发展。如日本不仅仅缺乏创业企业,曾经的优势老牌企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也是行动迟缓、决策僵化。

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人口趋势,作者在最后给出了如下建议:(1)推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2)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3)优化移民政策;(4)鼓励生育。

 

书名:《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

作者:达雷尔·布里克、约翰·伊比特森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推荐人:肖佳文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推荐语:在十余年前的2011年10月30日,地球的人口达到了70亿。当时的主流观点仍在担心人口的不断增长。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估计,当时每年要新出生1.3亿个婴儿,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他们提供成长所需的必要物质条件。随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森林消失、物种灭绝、大气变暖等现象会随之出现。先知们宣称,除非能够摘除这颗人口炸弹,否则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日益严重的贫困、粮食短缺、冲突和环境恶化现象。

然而现在看来,以上的这些说法都彻彻底底的错了。在未来的30年里,将会出现21世纪的重大决定性事件,那就是全球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要面临的挑战,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萧条——人类种群一代一代无情地败落下去。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地球人口将在2040-206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达到90亿上下,接着便开始衰减。全世界大约20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30多个。同时随着生育率的走低,最大的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也将开始出现下降。

本书作者前往六大洲的多座城市,包括布鲁塞尔、首尔、内罗毕、圣保罗、孟买、北京、棕榈泉、堪培拉和维也纳等。与那里的学者与公职人员进行了交谈,同时也在大学校园、研究机构和贫民窟里与形形色色的年轻人进行了交流。进行了关于生活、生育等相关问题的资料搜集,更近距离地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各地关于生育问题的一手资料。

作者认为我们也许很快就会看到人口下降对全球势力竞争产生影响。一些国家正努力与人口萎缩、社会老龄化的苦果缠斗。另一些国家却还能够自我维持。故此,人口下降将影响未来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

同时“低生育陷阱”意味着政府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人们不再认为生孩子是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相反,他们认为抚养孩子是一种实现个人圆满的行为,但他们很快就能通过别的方法实现圆满。生育意愿带来的“低生育陷阱”将进一步加大扭转人口趋势的难度。

 

书名:《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

作者:道格·桑德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推荐人:范亚琴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推荐语: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一般规律看,中国当前正进入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截至2021年,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63.9%,而OECD国家城镇化率约为81%,我国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正逐渐缩小。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通过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规划,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将承载我国75%以上的城镇人口,贡献80%以上GDP。去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

本书作者通过调查走访横跨五大洲的三十座城市与乡村,通过考察当地居民和社区,认为由乡村移民在城市中构建的“落脚城市”(Arrival City)是城市化进程的关键。落脚城市位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却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地带,不仅给新落脚的移民提供了住所和社会关系网络,还维系了乡村与都市间的平衡。相比国外贫民窟移民的土地攫取现象,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避免了大规模低收入人群集聚区的出现,且我国大多城市边缘有着相当丰富的村庄,外来移民的涌入推动了城乡空间变革的第一步。目前,随着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加强,中心城市与地级市范围内的区县正在呈现出一体化发展的态势,甚至跨越地级市边界对周边中小城市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了都市圈发展的状态。以武汉为例,武汉本来就由传统的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合并而成,近年来对周边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落脚城市还推动社会网络的整体迁徙和再造。外地移民在城市中获取的信息,在和故乡社会关系网的互动中不断放大,形成了“连锁式移民”现象,如调查发现,很多高校附近打印店的老板都来自湖南娄底

作者认为,落脚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商业机会、自主经济和互助社会网络这四个要素。未来,我国政府应采取前瞻的人口政策,并对落脚城市区域进行缜密规划,提供人口自由流动所必备的基础设施和福利保障。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外地年轻人,新的人口会创造新的经济体,唯有这些人能够以由下而上且自发的方式,在城市建立稳定的立足点,才能推动经济体及城市建设进入新型发展阶段。

 

书名:《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作者: [美]拉杰·帕特尔 / [美]詹森·W.摩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人:李志骞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推荐语:人类幸运地遇到一个长期的气候红利时代,所以稳定的农业、城市、民族与国家、信息技术,以及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才展现在人类面前。但是,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包括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这样的日子可能不复存在了,世界生命网络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今天,人类对自然与地球的破坏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以前难以想象的。本书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通过廉价的事物而创造的:自然、货币、劳动、关怀、食物、能源及生命。作者提出了“世界-生态”这一视角来看待人类与世界生命网络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去我们将资本主义对生命和环境的破坏简单地归咎于其对经济的贪婪,但资本主义很多东西不能归纳为经济学,还包括各种机制,文化、国家和科学等。廉价事物的出现是各种观念、武力和商业机构的相互结合的反应,进而对人类生命和整个大自然进行支配,使其变得廉价。

针对当下的社会和生态危机,作者提出了解决方案,包括认识、赔偿、再分配、重建以及愉快地劳动。将人类与自然分开的思维范畴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现实,通过合适的制度改革,让人类与自然、自身和谐共处。本书提出了新的视角理解资本主义以及当前全球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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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变老,中国如何突围人口困境?| 财富书单㉒

突破约束的唯一路径是转向质量型增长,不仅是劳动质量(人力资本),更是技术能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栏目由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与界面新闻联合推出,隔周更新。

本期荐书人:陈达飞、陈燃萍、肖佳文、范雅琴、李志骞

普遍经验显示,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趋势,外生政策冲击的影响是暂时性的。面对预期之中的老龄化和超预期的少子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在加速下行。从数量与结构而言,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含义是明确的,突破约束的唯一路径是转向质量型增长,不仅是劳动质量(人力资本),更是技术能力。在其中,要素配置效率至关重要,这又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书名:《人口与日本经济》

作者: [日]吉川洋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推荐人:陈达飞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

推荐语:在考虑中国的人口挑战时,日本常被作为参照系推荐日本知名经济学家吉川洋的《人口与日本经济》。吉川洋师出名门,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他自身也被誉为“日本宏观经济学泰斗”。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仅11万字的篇幅,不到一日便能读完。虽是一本通俗读物,但其对于日本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分析,仍然很有启发。 

略作延伸,值得强调的是,日本经验有两大特殊性:第一,1990年,日本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恰逢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但人口红利拐点并不会立即刺破泡沫,其影响是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体现的;第二,日本人口红利的拐点早于全球拐点15年,其国内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可由其他国家弥补,具体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的。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挑战更为严峻,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人口红利与全球人口红利的拐点几乎同时出现,全球整体上将面临劳动力短缺难题。当然,资本和技术仍然可以替代劳动,但资本有机构成是有最有边界的。并且,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劳动,但不能代替人消费(衣食住行……)。

第二,经验上,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于老龄化拐点。两个拐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坡度,即斜率。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代初期,人口抚养比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代初,两者相隔30年。韩国分别在1970年代初和2010年前后,相隔40多年。而中国的两个拐点大约出现在2005年和2010年,相隔仅5年,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迅速 

第三,1990年,日本早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按美元不变价计算,1962年,日本人均GDP就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0%。1990年,增加值3.8万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并保持到了1997年。即使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GDP和人均GDP的下降幅度也是有限的,人民生活水平并未明显下降。反观中国,2010年,中国人均GDP仅45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0。2020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也仅为美国的1/5。 

第四,劳动力数量短缺需要靠质量提升来弥补,这主要依赖于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日都属东亚经济体,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但若将两国都概括为“东亚模式”,将会掩盖有价值的信息。在开放进程中,中日对待外资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更保守,中国更积极。日本更强调对技术专利的授权,而中国更强调技术的外溢效应。简而言之,日本是在全世界开工厂,而中国成了世界的工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创新实力的差距(尤其是基础创新),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距。虽然已经失去了近三十年,但在中国生产的上游,日本仍具技术领先优势,集中体现在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和金属等行业。技术和产业链层面上,中国双循环绕得开美国,也绕得开日本,但很难同时绕开美国和日本(以及德国)。

所以,在进行中日比较时,需要留意这些差异。但是,日本经验仍是最好的参照,因为日本是最早进入“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的国家,时间点是2007年。而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7%)和“老龄社会”(占比超过14%)的时间分别是1970年和1994年。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6%,2020年数据尚未公布,有可能成为“老龄社会”转折之年。

 

书名:《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

作者: 梁建章 黄文政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推荐人:陈燃萍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推荐语:近40年来,人口结构已从标准的“金字塔”型逐步逆转向“陀螺”型,《人口创新力》一书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清晰的逻辑向读者呈现了人口与创新、人口与经济等之间的联系,论证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口,人口才是决定创新能够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地理聚集程度和年龄结构。书中的观点也指导了鼓励生育、提升教育等公共政策的出台。

具体来看,人口影响创新的主要渠道有三种:一是规模效应,二是聚集效应,三是老龄化效应。(1)规模效应。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国内市场自会十分庞大,从事相关研究人员就变多,则技术进步和创新速度也会加快。此外,更多的人口同时也意味巨大的潜在高素质人才储备。(2)聚集效应。人口的地理分布很重要,聚集效应说到底是人口的马太效应。对于制造业来说,供应链的聚集使得物流运输等成本的减少;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人才和企业的聚集使得各种思想和创意碰撞擦出火花,如美国硅谷等。(3)老龄化效应。三十而立,最富有创新力的大多都是年轻人,当社会处于高老龄化阶段时,创新力程度自然就会下降。此外,老龄化还会对阻碍创新的发展。如日本不仅仅缺乏创业企业,曾经的优势老牌企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也是行动迟缓、决策僵化。

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人口趋势,作者在最后给出了如下建议:(1)推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2)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3)优化移民政策;(4)鼓励生育。

 

书名:《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

作者:达雷尔·布里克、约翰·伊比特森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推荐人:肖佳文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推荐语:在十余年前的2011年10月30日,地球的人口达到了70亿。当时的主流观点仍在担心人口的不断增长。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估计,当时每年要新出生1.3亿个婴儿,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他们提供成长所需的必要物质条件。随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森林消失、物种灭绝、大气变暖等现象会随之出现。先知们宣称,除非能够摘除这颗人口炸弹,否则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日益严重的贫困、粮食短缺、冲突和环境恶化现象。

然而现在看来,以上的这些说法都彻彻底底的错了。在未来的30年里,将会出现21世纪的重大决定性事件,那就是全球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要面临的挑战,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萧条——人类种群一代一代无情地败落下去。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地球人口将在2040-206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达到90亿上下,接着便开始衰减。全世界大约20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30多个。同时随着生育率的走低,最大的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也将开始出现下降。

本书作者前往六大洲的多座城市,包括布鲁塞尔、首尔、内罗毕、圣保罗、孟买、北京、棕榈泉、堪培拉和维也纳等。与那里的学者与公职人员进行了交谈,同时也在大学校园、研究机构和贫民窟里与形形色色的年轻人进行了交流。进行了关于生活、生育等相关问题的资料搜集,更近距离地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各地关于生育问题的一手资料。

作者认为我们也许很快就会看到人口下降对全球势力竞争产生影响。一些国家正努力与人口萎缩、社会老龄化的苦果缠斗。另一些国家却还能够自我维持。故此,人口下降将影响未来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

同时“低生育陷阱”意味着政府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人们不再认为生孩子是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相反,他们认为抚养孩子是一种实现个人圆满的行为,但他们很快就能通过别的方法实现圆满。生育意愿带来的“低生育陷阱”将进一步加大扭转人口趋势的难度。

 

书名:《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

作者:道格·桑德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推荐人:范亚琴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推荐语: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一般规律看,中国当前正进入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截至2021年,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63.9%,而OECD国家城镇化率约为81%,我国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正逐渐缩小。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通过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规划,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将承载我国75%以上的城镇人口,贡献80%以上GDP。去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

本书作者通过调查走访横跨五大洲的三十座城市与乡村,通过考察当地居民和社区,认为由乡村移民在城市中构建的“落脚城市”(Arrival City)是城市化进程的关键。落脚城市位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却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地带,不仅给新落脚的移民提供了住所和社会关系网络,还维系了乡村与都市间的平衡。相比国外贫民窟移民的土地攫取现象,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避免了大规模低收入人群集聚区的出现,且我国大多城市边缘有着相当丰富的村庄,外来移民的涌入推动了城乡空间变革的第一步。目前,随着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加强,中心城市与地级市范围内的区县正在呈现出一体化发展的态势,甚至跨越地级市边界对周边中小城市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了都市圈发展的状态。以武汉为例,武汉本来就由传统的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合并而成,近年来对周边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落脚城市还推动社会网络的整体迁徙和再造。外地移民在城市中获取的信息,在和故乡社会关系网的互动中不断放大,形成了“连锁式移民”现象,如调查发现,很多高校附近打印店的老板都来自湖南娄底

作者认为,落脚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商业机会、自主经济和互助社会网络这四个要素。未来,我国政府应采取前瞻的人口政策,并对落脚城市区域进行缜密规划,提供人口自由流动所必备的基础设施和福利保障。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外地年轻人,新的人口会创造新的经济体,唯有这些人能够以由下而上且自发的方式,在城市建立稳定的立足点,才能推动经济体及城市建设进入新型发展阶段。

 

书名:《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作者: [美]拉杰·帕特尔 / [美]詹森·W.摩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人:李志骞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推荐语:人类幸运地遇到一个长期的气候红利时代,所以稳定的农业、城市、民族与国家、信息技术,以及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才展现在人类面前。但是,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包括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这样的日子可能不复存在了,世界生命网络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今天,人类对自然与地球的破坏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以前难以想象的。本书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通过廉价的事物而创造的:自然、货币、劳动、关怀、食物、能源及生命。作者提出了“世界-生态”这一视角来看待人类与世界生命网络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去我们将资本主义对生命和环境的破坏简单地归咎于其对经济的贪婪,但资本主义很多东西不能归纳为经济学,还包括各种机制,文化、国家和科学等。廉价事物的出现是各种观念、武力和商业机构的相互结合的反应,进而对人类生命和整个大自然进行支配,使其变得廉价。

针对当下的社会和生态危机,作者提出了解决方案,包括认识、赔偿、再分配、重建以及愉快地劳动。将人类与自然分开的思维范畴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现实,通过合适的制度改革,让人类与自然、自身和谐共处。本书提出了新的视角理解资本主义以及当前全球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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